离开位于京西的钓鱼台国宾馆西门，我驱车径直往东行驶，很快绕向西二环。
尽管是下午，还没有到下班高峰期，但路上车流还是很多，拥挤不堪，路边行人众多，喧嚣如常。
与以往不一样，我没有感到烦恼，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反而感到很轻松，感到每个行人都是那么可爱。
如此说来，好心情确实能带来好情趣，一切都似乎是美好的。
车子一直向北，然后右转，很快进入了北二环。
每逢周末，北京八达岭高速公路清河收费站入口总是排起长长的车队。
我的黑色奥迪A6车也只能随着车流缓缓蠕动。
快要驶上八达岭高速公路了，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我一看手机屏上显示的名字，知道是校长黄天功教授打来的。
黄天功，是我所在学校华夏大学的校长，我十分崇拜的一个学者，国内著名的能源工程专家，曾经留学美国并获得斯坦福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他出生于名门望族，是一个典型的官宦子弟，父亲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因此他在国内外有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与当今国内政要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
我马上开始减速，有意将车往路边靠一靠，心里很兴奋，马上与校长交谈。“你好，校长。有何指示啊？”
这种询问方式是我平时的习惯，似乎这样可以表达对领导的尊重。
我信奉“领导总是正确的”真理，对领导意志必须服从，这是我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
“哪里有什么指示。凡教授，我是问你报告做完了吗？”
“啊，谢谢校长关心。报告做完了，一个小时，我感觉领导们很满意的。”
“多少人听报告啊？哪些领导参加了？”校长接着问。
“大约有二、三十人吧，几个主要中央部委的领导都参加了，还有两位副总理到场。好象还有几个大企业的老板吧。”我认真地回答着。
“好啊，你是我校第一个为国家高层做报告的教授，我得感谢你啊，也祝贺你啊。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我们华夏大学的荣誉。真的要谢谢你了，凡教授，你为我们学校争得了荣誉啊。”
“谢谢校长，谢谢关照。是领导指导有方，才有今天的好事。”我客气地与黄校长说着，心里有一种兴奋感。
“好了，你忙吧。改天我请你吃饭，给你庆功。”
“岂敢，岂敢，哪天坐一坐吧，我请你，不过要我作东才好啊。”
电话挂断了，我的心情舒畅，有些飘飘然了。
车子驶进了八达岭高速公路，在路上向北疾驶着。
我是凡子，一个京城白领，一个凡夫俗子，一个来自大西北边陲小镇的男子汉，一个与许多来北京闯天下的人一样的京城拓荒者。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我常常思考，我的人生曾经辉煌过吗？
我的人生坎坷吗？
我的人生情感曾经放荡过吗？
我的过去充实吗？
我的人生轨迹是如何走过来的？
我在问自己这些问题的同时，也仔细考虑别人是否会向我提出这些问题。
我把握方向盘，飞驶在宽阔的马路上。
想着自己的过去，现在，思绪万千。
其实，想起来是很无聊的，也是很无奈的。
多愁善感是我的特性，我无法放弃思考。
我不知道这些问题如何回答，过去是否辉煌、坎坷、放荡、充实，或者是如何走过来的，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但我至少幻想过给自己一个解释或回答问题的理由。
也许只有如此，我才可以在那一瞬间，超越这拥挤、繁杂和无奈的红尘人世，哪怕只有一瞬间也就自足了。
车子飞速行驶，收音机正在播放女主持人与嘉宾调侃有关成功人士的话题，如成功人士的标准了，特征了，是否容易产生婚外情了，等等。
听着听着，我不觉想起昨天晚上与女友吴丽晶的缠绵情景，下身不知不觉地膨胀而坚硬起来。
吴丽晶是华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与我交往已经有四、五年时间了。
她大约五年前，从华夏艺术大学毕业不久应聘到华夏艺术学院工作，后来我在与艺术学院胡进教授交往中偶尔认识了这位美丽的女孩子。
胡进教授是华夏大学艺术学院的名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之一。
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既是同事，又是诗友。
他与我志趣相投，与我交往甚密。
但他的专业并不是文学，而是声乐艺术，并且在国内乐坛有一定名气。
经过他培养的学生，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国乐坛中灿烂谣言的明星，为此他颇感自豪。
我听朋友讲，这位著名声乐教授之所以取名为“进”，是因为他的父亲希望他长大后能不断地进步。
或者说，他的父亲希望他永远向前进，永远不要向后退，希望他每天都有进步。
虽然这“进”字倒是不错，可是那小子偏偏又姓胡，倒给我们以好多的想象空间。
既然他小子姓胡，而且又要进，那他岂不是只有胡搞乱进，不分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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