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锰矿与父亲的家乡不远，相距大约只有三十公里。
在我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每年都要坐那辆吉普车回到那更加偏僻的穷山沟，每次回家都有衣锦还乡的感受，吉普车周围经常围着许多小孩在那里玩耍和指指点点。
我的叔叔，就是父亲的弟弟，由于父亲的发迹而大出风采，兄长的荣耀，为他带来巨大骄傲和荣耀，可以趾高气扬地穿梭在院落的中央，在吉普车的旁边不时地高声对左邻右舍说着话，显示着家族风光和荣耀。
父亲是幸运的，因为他奇迹般地成为风云人物。
但父亲又注定是可悲的，因为他根本就不具备驰骋中国官场的基本能力，根本就不具备“做官”的天生素质，也根本就没有“当官”的细胞。
现代遗传学讲究基因遗传，科学表明人体的什么东西都与基因遗传有关。
在父亲的基因组合中，他没有升官发财的变异功能。
父亲根本就不可能了解那复杂又复杂官场习气和官僚作风，没有见缝插针、见风使舵和阳奉阴违的本事，让他做官也实在是难为他了。
父亲没有为官之道的言传身教，更没有如何步入仕途过程中的那些潜移默化的熏陶。
父亲的祖祖辈辈过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子，祖坟从来就没有冒过青烟。
是共和国荒唐的时代，造就了父亲这样的“幸运者”。
有一次，我与父亲一起参加西山锰矿文艺宣传队，在县城举办的一次慰问演出。
记得那天，在我们吃晚饭时候，父亲说：“矿里明天组织宣传队去县里演出，凡子和我一起去，反正你也没事”。
“好，我正想去城里看看。能顺便去看爷爷和奶奶吗？我想他们了。”我马上应和父亲的提议。
第二天，队伍出发了，浩浩荡荡的。
中午就到达县城，入住在县城招待所。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与父亲外出参加重要活动。
听父亲讲，这次演出目的，主要是慰问参加对苏自卫反击战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那天，夜晚很黑。
那天，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漆黑一团。
那黑漆漆的夜色，尤如一块硕大无边的黑色帷幕，死死地罩住县城的露天剧场的上空，让我感到有些怕人。
露天的大剧场，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院子，据说可以容纳上万人在那里同时搞活动，在当时对县城来说是一个具有某些政治意义的重要场所，因此号称“万人广场”。
父亲牵着我的手，在几位看上去是县政府当官的人的陪同下，走进了那个大院子。
凌乱不堪的院子里，早已聚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在微弱灯光的照耀下更显得阴森可怕。在前几排位置上，已经坐着许多穿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阵容看上去比较整齐和规矩。
院子里，十分拥挤、嘈杂和喧嚣，活像是有无数只苍蝇在那里的一次大集合，嗡嗡地乱叫着，让人心烦意乱。
在院子的前端，矗立着一个临时搭起的简易的大木台，上方挂着一个长长的横幅，写着一排当时我还不认识的大字。
在台上，十五、六个穿着工装的青年男女矿工，伴随着悬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大喇叭流出来的剌耳的乐曲声，非常卖力地舞动着身躯，喊叫着，手脚的动作只有几个，而且又极其简单，既滑稽又可笑。
演出结束以后，几个象当官的人，与我父亲一起走上台，与全体矿工演员合影留念。
那几个人还与我父亲亲切交谈了一会儿，脸色都洋溢着笑容。
然后，我们几十人驱车前往县城一家招待所，有说有笑，相互开着玩笑，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上午，文艺宣传队要回到西山锰矿。
几十人的演出大部队，乘坐矿上的一辆大巴士，很快地踏上了回到了西山锰矿的公路。
父亲和我乘坐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驶。
因为恰好是顺路，父亲便决定带我一起回到那个极其偏僻的老家山村。
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土路上行驶，一路上颠簸，行驶的速度很慢很慢。
一路上，引来许多大山的主人，在路边驻足观望，指指点点。
还有许多小孩子，欢快地嘻笑着。
这些山民或者交头接耳，或者窃窃私语，一定是在议论着车上的主人，在他们看来车上的主人，或许是某位大官来微服私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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