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象止住了它的脚步，它的象牙也没有刺入我的胸膛；它把鼻子朝上天空，长长叫了一声，所有的大象就停下来，象群像一堵墙一样横在了我们的面前。
我面前的大象看着我，它的眼睛仿佛像宝石在那儿闪亮。我注意到它的肚子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像一把长长的军刀。
我对它说：“你好，大象，你为什么停止了攻击，还是本来就想和我们开个玩笑？”
大象不语，也不离去。我一时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手机响了，竟把我面前的公象吓了一跳，它后退了一步。
是组长的电话，不，又是他的孩子打过来的，担忧地问：“喂！是你吗？”
“是我，怎么了？”我说。
“我以为你被大象踩成肉酱了呢，”孩子忪了一口气。“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大象不是朝你们冲过去了吗？是不是这样？快说……”
这个孩子看过杀人的场面吗？也许他（她）很残忍，父亲是恐怖分子，他（她）也被教育成一个恐怖分子。
他（她）接着说：“你们没开枪吧？”
“怎么了？”我没有直接回答他（她）。
“你要是对大象开枪，就等于判处了自己的死刑，即便大象没有踩死你，我们也要枪杀你，”孩子说。
“为什么？我不明白，”我说。
大象已经转身离去，那头肚子上有伤疤的公象回头看了看，又长长地叫了一声，声音婉转低沉，牵出了东方云层里的霞光。
“因为不开枪打动物是这铁的规定，谁也不准伤害大象，不准对它开枪，它们见了带枪的人也会冲上去拚命的，”孩子说。“它们里面有一只公象，它的脑子里移植了人的大脑，它现在有人的思维，它不喜欢枪，不喜欢暴力，所以见了持枪的人就要报复。而给它移植的大脑是我的一个叔叔的，我喜欢他，而父亲却恨他。我不能叫人伤害‘大象叔叔’……你明白了吗？为什么飞机把你们送到那儿？——我不让飞机穿过树林，惊动大象。我的叔叔最恨胖子，所以胖子也害怕大象。他现在就在东面的河边等你们，他和我说，没有听到你们开枪，这真叫我高兴……”
我放下电话，无力地坐到地上。
大象已经进入了树林，地上杂乱的象脚印，好象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里；掩藏着大象的树林，仿佛已经延接到我的神经，每一片树叶的晃动，也叫我牵肠挂肚。
李庆小声说：“这可能吗？大象里面有人的脑子？”
“怎么不可能，”程兰说，“我已经觉察到了，这群大象很特别，很有智慧，做事像人，有分寸……”
“我们还要武器吗？”亚丽问我。
但是，我看到一个奇异的现象——树林边的一棵粗大的树上，一块枝条会动弹：难道这树也安装了人脑不成。
我说：“你们在这儿不要动，我到树林那边去看看。”
“哎呀，看什么？”翠花说，“大象有什么好看的呀。”
“人家去方便，你却以为看大象，”程兰对翠花说，“你也太死心眼了吧。”
“是啊，”翠花说，“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死心眼：知道人家有老婆，却偏要跟着人家做二奶……我自己恨我自己……”
本来李庆想跟我一起去看看，听程兰这么说，就停住了脚步。
我把手机关掉了：万一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不至于被人窃听到。
我来到那棵会活动的树跟前，听到树在用英语说：“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我吃惊地问：“你是树还是人？”
“我当然是人，”一个人从树洞里伸出了半个脑袋说，“你很聪明，看到树枝摇动就过来了。”
他蓬头散发，胡子很长，像个野人。
“你怎么成这样了？”我问。“你是什么人？怎么在这儿？”
我转到树后的后边，我的同伙就以为我真的在树林里方便了。
“我是加拿大人，叫维夫，”树洞里的人说，“是被恐怖分子绑架到这儿的。和我一同被绑架到这儿一共有四个人，恐怖分子要拿我们的人体做试验，我是从试验室里逃出来的。当然，是有人帮我逃出来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有人就把这个人的大脑移植给了大象，作为对这个人的惩罚。我躲在这儿半年多了，你们能不能带我离开这，或是给外面的人发送信息来救我……”
我肯定不能用我的手机往外打电话。同伙的手机坏的坏，丢的丢，剩下的也没有电池了。
“你自己逃出来了吗？”我问。
“还有普琳，她在树林的地洞里，没有过来——我们两人逃了出来。”
“无法逃走吗？”我说。
“恐怖分子给一些野狗的大脑加入了追捕我们的信息，要不是大象在保护着我们，我们早被野狗吃掉了，不敢逃出树林，”维夫说。
“高山！”李庆走了过来。
维夫又躲了起来。
“好了，”我说，并走出了树林。
我装着系腰带的样子：“有情况？”
“没有，”李庆说，“我怕你老虎吃了。”
这时，远处的草丛里响起了野狗的尖叫。三人女人吓得往这儿跑来。
几十只野狗突然就从草丛里窜出来，追着三个女人。它们像一片黑色的云一样，迅速地接近了她们。
“妈哟！”随着一声大叫，翠花摔倒在地上了。
一只野狗冲了上来，高高地跃起，嘴巴对准了她的后颈……
“她完了！”李庆难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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