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出现现代考古学，不过三百年左右的事儿。在中国的历史更短，大约只有一百年左右。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考古学溶合各个学科的积极成果，是一个全新意义上的考古学，对文物挖掘、文物研究、文物鉴定，以及使用相应的科学手段操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上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曾出现有眼光的大文化人，形成一个规模不大的考古研究群体。王国维、鲁迅也在其中，算得上是领军人物。他们在重新认识历史文化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转化作用。但是有点偏科，王国维先生终究是要建立传统文化最高的信仰去了。而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里论得了白蛇传中所有人物，是非曲直，却论不了雷峰塔是哪一个五代吴越王建造的，也终究显示出要革命去了。他们一心只想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化作一种英雄气概，引领文化意识形态的时代潮流。而对运用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的工业上的革命成果，科技上的革命成果，来建设健全中国现代考古学本身，兴趣不大。后来，王国维先生干脆就是一种傲慢态度，“那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怎么也是老大”。结果现代考古学中以科学为主的一些内容，便在他们带动下，又一次变得不能引人注目，成为现代考古学可有可无的东西。那时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至多只能算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信号。
以科学技术手段鉴定古玉的自然旧貌，也被搁置一边，留下来的还是那些没有被颠覆的旧考古学学说。其著作也极厚，内容也涉及到造假者如何作旧，只是过于吝啬文字似的，一带而过，倒使那些从宋朝起一代代听说下来的作旧工夫，非常神了。再配上一些乾隆皇帝喜旧作旧的说法，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一旦摸着，便是一身冷汗，恍恍生出骇人听闻的作旧故事，一世界的科学顿时全没了。上世纪初中国有过的“疑古”之风，在鉴别古玉上刮得更甚。
到了新中国，讲究全面建设，本该是行了，可连个中国科学发展史，也一度少有人研究，只是把华佗、蔡伦、张仲景等一堆古代科学家的名字，装潢进学生的课文里。似乎记住他们，是学生们的事。而研究他们，应用他们，连学生们的事也不是。以致大名鼎鼎讲得全世界都知道的地动仪，产生了两千年，到了新中国成立了半个世纪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概念，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动的。近年郑州博物馆想逼真一点，才找人深究，做出来一个近似的器物。也只是一个会动的模型，推测推测过去而已。至于未来，还不知能不能有细心的人去开发利用这个成果。
至于鉴定古玉，仍然是“疑古”之风不断，一直疑到发现不过三十几年的红山古玉上，结结实实做了“疑红”的一派。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从国外工业革命有资产阶级开始，那些被我们很好骂过的资本家，却十分注意研究科技发展史的人，一旦发现他们有所发明，便找上门去，一定要利用利用他们的发明，一点也不客气。不见得一定是尊敬这些人物，但利润实在是尊敬这些人物。
中国一把越王勾践剑，采用了硫化处理技术，使剑面产生一层保护膜。而这项技术，却被德国人申请去专利。尽管中国发现这把剑的时间，比德国人申请专利的时间晚了二十多年。不过，这项技术在中国已存在了两千四百多年，没有代代承传，却是一个事实。在旧有的不配合社会发展的传教手艺观念之外，没有文字记载，不重视技术自身价值，又是一个事实。说到这些，好象还都是过去人的事，也就算了。但作为一项新技术，一旦产生，当时不见得会吝啬到只造一把剑，只在兵器方面应用，并且只在德国人申请专利之后才肯重现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么，又有了什么样的事实呢。也许是在无数次重现的一刹那，又从心比斗大、而且事后一定能找出好听理由为自己推脱过去的人眼前溜过去了吧。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转眼中国全面建立现代考古学，比世界出现现代考古学，晚了大半个世纪。不过，还是让人不忍心挑剔鲁迅他们那些遗憾：
也许他们当时研究自己的主流题目真的是没精力顾上那些，或者完全用不上，才不大注意建设由其它学科积极成果构成的现代考古学，结果只埋头打自己的井，弄得一个个的，有些像古董生意场上的个体户；
也许人类考古最先遇上的一定是文化，旧考古学如此，现代考古学在衔接旧考古学时，也只能是如此。
可是，今天并不是鲁迅他们当年所处的环境。
没有现代考古学支撑，没有科学手段对传世文物进行自然旧貌的鉴定，所有鉴定的确是可以自由多了。那就要靠直觉了。而直觉又是多种多样的。即便是和个人已知数据直接联系的鉴定直觉参与鉴定，那听人讲故事，也是万万少不了的。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哪一次鉴宝活动、哪一个鉴定专家，大张旗鼓地宣布，他们的鉴定实行的是和背卷评判考大学分数一样的背卷鉴定，一个收藏者也不见，一个故事也不听。
也许来自民族具象思维的习惯吧，对待古物，中国人比外国人爱讲故事，爱听故事，爱“神”故事。一件东西，从制造，到使用，特别是后来再次被发现，并在真善美中颠沛流离，如此等等，一定要牵扯上一个个故事才是。很多故事让人具体可感，身临其境，一下子就去往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前，有时又进入到眼前偏偏没有看见的世界，在文化层面上得到一点历史，在社会层面上得到一点现实，那便让人好奇心层出不穷，小朋友一样。收藏也变成活水一潭。故事也就成了收藏离不开的小兄弟。
当故事表现出古物的记录历史功能时，收藏文物也是在收藏历史故事。那么，谁又能反对鉴定专家也鉴定鉴定故事呢。鉴定科学不需要听故事，可鉴定的人却需要听故事，科学到底变得与文学界线不清。
有的故事，在发表鉴定结果之前，的确可以提供一些被鉴物是真是假的信息。如果东西粘上盗墓故事，粘上盗博物馆的故事，粘上杀害收藏家的故事，或者粘上从海关嘴里讲出来的抓住走私嫌疑人的故事，那么在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眼学之外，又有了多么值得信赖的耳学，听完故事，鉴定也就全行了。
可惜的是，真有那样的故事，大都不易听见，除了海关要宣传自己的成绩之外。那些当事人一定守口如瓶，绝对不会讲给人听，包括他的亲妈亲爸，这一直可以追溯到旧社会。无论清朝，还是民国时期，那种事都有人管，社会舆论也让那些人扛不了。那就得有点别的什么故事了。别的故事，也不能简单处理。光有故事不行，还必须像守口如瓶的故事一样神，一样有冲击力，在神神道道中弄出一些正经的用途来：
东西来自与皇室沾亲带故人的手里，或是当年太监从宫内偷出去又藏又埋又在琉璃厂卖的，就神，鉴定时“东西不对”，就让人想不起来说；
东西是日本鬼子当年盯上过的，还去了军队，就神，鉴定时想说“东西不对”，就有些费劲；
东西是大文化人留下来的，大收藏家收藏的，就神，“东西不对”似乎也能有一点对。
在这样的鉴定过程中，因为不是亲身经历才要听，所以有理由断定，听故事的过程，也是猜故事的过程。猜好了，猜顺了，明白了来头，对的技术便从另一个角度对上了，东西便悄悄补上一点自然旧貌，心里便再也没有克服不了的矛盾。再说出话来，便多了一份和用科学手段鉴定一样的坦然，几乎就是科学鉴定技术了。上中央电视台给十亿人鉴宝也不怕，也自信一样风光，一样场面。
这些大多是对付鉴定的故事，总是人用嘴讲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便有什么样的故事，故事因人而异。
在民间红山古玉全被看成是假玩意的时候，红山古玉收藏者想起来用心为自己创造神而又神的收藏故事，来弥补爱听故事而没有故事的不足。只是非常遗憾，正式发现红山古玉不过二十几年，没有其它古董的那些条件，故事实在难编。又不像书画，还能有皇帝的收藏印迹，大收藏家的收藏笔迹，让人一抬眼便能看见。鉴定界最最信任最最讲究最最需要的流传有序的故事，在红山古玉鉴定上，抻断了，传不下来了。
像A来财为玉衣编的“我爷爷”的故事，更是不堪一击，简直是让人一想就想出天大毛病。实际生活显然是，再珍稀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能够在一家留住三辈，只占传世物的百分之几。大都是隔不上一辈，爷爷好好收着的话，还没被孙子听见，便是废话了。他的儿子，会因为这个那个不能孝下去，就拿出去卖，让另一个爷爷买走。另一个爷爷也是隔不上一辈，他的儿子又不能孝下去了，又拿出去卖。
倒是有比A来财聪明一点的红山古玉收藏者，把一个买玉女人的价夸大，一说就是几十万元，让人听上去天旋地转，不得不认真对待。可惜的是，又是白扯，故事还是没编好，依然是一个小把戏而已。在民间交易中从来听不见这个价，农民自己就不敢往几十万上要，他自己就不信地里捡来的石头这么值钱。
鉴定专家实在受不了收藏者这些拙劣的故事了。赶上牛河粱发掘出一个所谓的女性玉人时，著名红山文化大专家立刻站了出来，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说这个玉女人为红山文化玉雕人物的鉴定提供了实物，使一些赝品，包括在外国博物馆里的赝品，无处藏身。似乎有了这一个，就无坚不摧，论得了红山文化全部玉雕人物。马上又有大为支持的声音陪伴上来，那就要轰轰烈烈地嘲笑一番别人了。文物虽然没有国界，但有娘家，娘家人是最有发言权说三道四的。闹了半天，外国人还是狗屁不懂，用白花花的银子，换走的只是“锦州文化”，全当扶植一回锦州地区传统制玉手工业生产纪念品。小E也打来电话告诉A来财，在那次红山玉人新闻发布会上，那个五千年的女性玉人他看见了，并经特别允许摸了一下。女玉人相当精彩，还雕有女阴。只是没多久，谁也不再公开提这个事，把女玉人改称巫人，暂且收起捍卫真理的英雄气概，不去横扫世间一切红山玉雕女人的赝品。因为在那个被叫出去的玉女人身上，怎么也看不出一丁点女性特征。脸上还有些横肉似的，胳膊不圆，胸前也是一马平川地瘪。至于那神秘的女阴，缺少了最最关键的那条竖缝儿。稍有常识，应用对的技术，也能够对得出不对：就一尊站像来说，即便是真的雕刻了女阴，怕是连她丈夫想看也看不见的。这一切都显得过于性急了。
辽宁省一个拍卖行的一位资深鉴定专家，对红山古玉收藏者制造的故事，更是气愤得不行，不得已让鉴定直觉之外的什么直觉也参与进去。先横扫一句“真东西能有几个？你当是上街买大白菜呀”，又问“你家里几口人”，再告诉故事的制造者，“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够你家三口人造几辈子来回还有余……”倒也讲出来另一种心态。只是无法断定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态才不认，还是认不上来才有这样一种过于烦躁的心态。
事情就是这样奇巧，在众多文物中，最不容易有故事的文物，却最最需要上故事。红山古玉收藏者不停地创造收藏故事，红山鉴定专家不停地粉碎那些收藏故事，形成讲故事与听故事的较量，这便是鉴定红山古玉在这一阶段的故事了。而在这个故事中，也弥漫出一些神秘气氛。让人感到费解，为什么鉴定的劲儿，一定要专项专用，一定先命一个民间红山古玉全是假的题目，再费尽心思去证明呢。而对国家博物馆里的红山古玉，或执法人员讲的故事，则一定先命一个绝对真的题目，一口吃下，算是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不过，有的时候，事情就是不怎么作脸：
有一件事，该叫“殊途同归”。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公布的那条中国第一玉龙，一直被国家承认并收藏着。赤峰还塑了一个巨大雕像，作为城市象征。但是，就是这条中国第一玉龙，并不是考古工作者亲自挖掘出来的，而是三十多年前，在三星他拉一农户家里收集到的。它的出身，仍然是民间红山古玉。
还有一件事，该叫““殊途殊归”。就是那个听海关讲抓住走私故事而鉴定古玉的故事。事情发生在广州海关。是蚌埠一个姓薛的人，带三件商玉出境被扣。因为鉴定专家鉴定为真品，又是国家一级文物，便不能一般地处理了。只是薛某嘴巴硬，一百个不承认有罪，还说东西是他自己做的，准备拿出去送友人，也是在弘扬民族文化。海关就去国家有这种商玉的地方查，见各处都报没有遭盗，才不得不让薛某做出来看。薛某又做了三件。海关拿着这三件，又去找上次负责鉴定的鉴定专家鉴定。鉴定专家一看竟说，这三件不是已经鉴定完了吗。薛某到底是有两下子，回家的时候，比红山古玉收藏者创造收藏故事被人识破光荣多了，还上了全国有名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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