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胤：“是啊，我也在力争这样做，可是真正碰到了问题，往往还是不自觉地感情占了上风，而政策呢，却成了雨后的伞。所以，我这个人哪，不会成为政客，喔，政治家的。不过，自我感觉啊，我对政治是很敏感的。比方说目前的政策吧，我真是有些地方不理解，也想说一说牢骚话。”粟馨：“对党的政策发牢骚？你呀你，别太狂妄了！对党的政策评头论足，你也就是对我说，换个人不打你小报告，不告你的密才怪哪！”靳胤笑嘻嘻地说：“我知道你的德行，你办不出那样的缺德事来的，所以我才对你实话实说。其实，也是想和你一起探讨怎样才能理解了。”粟馨：“说吧，不能成为政治家的政治热心者，还是让我帮助你吧，省得你对别人说漏了嘴惹出事来！”靳胤：“这句话才像知心朋友的肺腑之言！好吧！我说给你听！”粟馨揶揄地说：“谁是你的知心朋友？也不照镜子瞧瞧自己！”靳胤知趣地说：“好好好！不是朋友是敌人，行不行？”粟馨话题一转：“不是知心朋友，也不能赶到敌人哪方面去啊？那么，就算个较好的朋友吧！你到底想说什么？”靳胤：“你说拟定一个时间杠杠来划分阶级成分科学不科学的？”“你说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杠杠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懂！”靳胤：“咱们学习政策的时候都学过，现在的阶级成分是土改时根据该家庭在解放前三年时的经济状况确定的，对吧？”粟馨：“对啊！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对革命的政治态度。”靳胤：“我不是说这个，而是说用解放前三年时的经济状况来决定阶级成分缺乏科学的依据，也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粟馨：“那你说该怎么划分？”靳胤：“根据党历来的政策，应当根据其长期的经济状况来定，解放前三年时的经济状况只能是一个参考因素。现在看来，依据解放前三年时的经济状况来定，让一批人家沾了光，同时也使一些人家受了不应受的罪。”粟馨：“有何凭证？”靳胤：“当然有了！你肯定知道，我们一队在公社化之前叫‘刘大烟儿屯’。”粟馨：“这谁不知道？”靳胤：“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叫‘刘大烟儿屯’？”粟馨：“解放前，这个屯子绝大多数的可耕地是一个叫刘大烟儿的呗，因此，人们称为‘刘大烟儿屯’。”靳胤：“这个叫‘刘大烟儿’是谁？他们家定了什么成分？你知道吗？”粟馨：“这还用说，一定是地主啊！”靳胤：“你呀，你错了！这个叫‘刘大烟儿’现在不足五十岁，成分是中农。”粟馨惊讶地问道：“什么？中农？”靳胤平和地回答“对，是中农！”粟馨：“肯定是定错了，要不就是他土改时拉拢土改干部了，就凭他逼得戴大婶的丈夫累死，定他个恶霸地主也不怨。”靳胤：“你也觉得定中农也不对了吧？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按当时的政策，土改干部们定得很对。你想知道为什么吧？”粟馨：“别甩包袱了，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不就得了？要不然，我可不听你罗嗦了！”靳胤：“看，把你性急的！‘刘大烟儿’他从他父亲接过家产时，大概有可耕田三四百垧，占现在一队可耕田的70%，另外还有几百垧草甸子还没有包括在内。这个‘刘大烟儿’早年念过几年私塾，可是接过家业后沾上了吸大烟的坏毛病。为了吸大烟，他卖掉了几乎全部的家产，因此到了解放前三年时，就只剩下勉强糊口的十几垧地了。就是这十几垧地，他也不自己种，他也不会种，大部分租给别人。于是，根据这种情况，给他定了个中农。”粟馨：“哦！是这样啊！”靳胤：“还有，谁把‘刘大烟儿’的地买去了？这个人定的是什么成分？”粟馨：“谁？”靳胤：“他的侄子——刘歪嘴。”粟馨：“喔！”靳胤：“不说他侄子，还是说这个‘刘大烟儿’。他解放后，尤其是他姑娘和生产队会计赵德君结婚后，依旧是好逸恶劳东游西逛，根本不参加集体劳动，仍然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纯粹是个寄生虫。你看看，根据他的历史经济情况和一贯的政治表现，够不够地主？这次阶级成分复查，我真想给他定成地主，并且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粟馨：“这只是一种特殊情况，你不能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啊！”
靳胤：“好吧！就按你理解的去做，是特殊情况。社教的后期，要建立各种群众组织，是吧？”粟馨：“对！这是巩固社教成果的一项组织措施。”靳胤：“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看法。”粟馨：“你真是牢骚满腹啊！”靳胤：“有点儿，但不是牢骚，是不同的看法，更不是满腹。由于接受了一些好心人的劝告，不敢不分对象场合地乱放炮，所以，想借这个机会给你说说。你不愿听了？我不说了不就完了嘛！”粟馨：“我没有说不愿听啊！说吧！也可能对下段工作有帮助。”靳胤：“好！我说了？关于建立农村组织，我觉得，这是一些没有深入农村工作的秀才们拍脑袋瓜儿拍出来的。你想想，在一个生产对建立那么多的组织，要有那么多的头头脑脑，简直是形而上学、繁琐哲学。什么贫下中农协会，妇女协会，什么儿童团，青年协会，再加上队干部、党团组织、生产小组长、记工员、四类分子监督小组什么的，我算了一算，我们一队要有近四十个大大小小的头脑人物。这样一来，除去幼儿和老人，噢，还要刨去四类分子和他的家庭成员，恐怕每个人头上都有衔儿唠！我真不知道建这么些组织到底能有几个真正起到作用！”粟馨：“不能一概而论吧？有些组织是必须的，有些嘛……”靳胤：“所以，我准备写封信，向省社教办公室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粟馨：“有必要这样兴师动众嘛？”靳胤：“不把信写到省里，不能解决问题。还有……”粟馨：“别还有什么的了！你没有看见已经进村了吗？别送了，回去吧！”靳胤：“我送到大队部吧？”粟馨：“我可不想听你的叛经离道学说啦！”靳胤：“不说了，不说了！哎！你在大队上消息灵通，听没听到关于我们入团的议论啊？”粟馨：“知道了也不告诉你！”靳胤央求道：“透露透露点儿风声还不行吗？”粟馨：“像我这样的带翅膀的群众能知道什么风声？”靳胤：“不告诉拉倒！我走了。”说完，他返身就走，粟馨忙轻声喊道：“喂！性急什么？”她见靳胤停住了脚，走近后说：“我听见工作队临时团支部的人传言，说团中央有精神，要大开团的大门，准备吸收一批新团员。就这些了，再要挟我也说不出来了。安心了吧？回你那一队吧！”靳胤：“谢谢了，你进院子吧，我走了！”
秋收的大忙季节确实紧张，收完了春小麦接着收大豆，紧接着又是刨土豆，又是砍甜菜，同时又要砍苞米高粱和割谷子，然后就马不停蹄地拾掇甜菜、往火车站上送甜菜和土豆。
大雪纷纷扬扬地降临了，尽管气温经常在零下二十几度左右，然而，打谷场上却是一派忙忙碌碌热气腾腾的气象。打谷场的四周堆满了成垛成垛的庄稼，这些庄稼堆却变成了孩子们戏耍的天堂。他们无拘无束地在庄稼堆上爬上爬下地打打闹闹，大人们偶尔吆喝几声，但是，谁也不去认真地管一管。社员们看着眼前的丰收果实，都是喜在脸上甜在心里，打场的干劲十足，一干就是干到深夜，尽管是累得团团转，但是，谁也不叫累谁也不喊苦，都知道一年里头就是这个时候最需要人，一年里头就是这个时候最高兴了。也许是搞社教运动的关系吧，连平时叫嚷‘南方是养汉，北方是汉养’而拒不出工的一些妇女也参加了这场关系到全年分配的农忙了！
刘大烟儿也不请自到地来到了打谷场。一些年轻人逗乐似地向他打招呼：“刘大烟儿，到打谷场来找大烟儿了？可别带火来呀，场院里禁止烟火！”刘大烟儿不急不恼地应道：“年轻人没大没小，按辈分，你们该叫我刘爷爷，‘刘大烟儿’是你们叫的吗？工作队的同志号召男男女女齐上阵，全心全意搞打场，我是个团结对象，能不响应工作队的指示？再说，这是我们一年的劳动果实，我也要关心关心。靳同志，我说的对不对？”未等靳胤接腔，一个青年人抢先说道：“喂！老刘头，你说我们一年的劳动果实，这个‘我们’里有你吗？”“当然包括我了！”“那么，你劳动了几次？拿工分本来让大家看一看。”刘大烟儿：“工分本？过去我都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不让记工员记工分。今天我是来劳动的，也不计较工分。”另一个年轻人说道：“难怪队里的母猪下不来猪崽，原来是咱们这位的‘共产主义新人’妨的！”刘大烟儿不高兴地对在场的靳胤说：“靳同志，你看看这些年轻人太不像话了，一个老社员主动地来参加劳动，他们起开哄了！太不像话！太不像话！”靳胤说：“你不是参加劳动吗？管人家起哄不起哄干什么？还不去找找路队长要任务去！”“对！对对！路宏柯！路队长！”大伙儿看到他虚做声势的叫喊，也跟着喊道：“路宏柯！路队长！老刘头想你啦！”接着，打谷场响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粮食收到了仓里，卖甜菜和卖土豆的钱入到了账上，公粮也足斤足两地交完了，一年一度的年终分配就开始了。打谷场又成欢笑喜乐的海洋，人来人往，忙个不停，拿口袋盛粮食，扛口袋回家，过磅的喊叫，漫无边际的唠嗑，阵阵甜蜜的笑声弥散在这个不大的打谷场的上空。孩子们更是热闹去处不可缺少的角儿，在人堆里挤来挤去，在装满粮食的麻包上蹦蹦跳跳。农家乐，农家乐，此时此刻才真正展现了农家之乐哪！
忙活了一个多月的金秋结束了，社员们有了空闲，社教工作的活动提到了当务之急的位置。在这近两个月里，靳胤和李林德除了参加劳动外，进行了详尽的查证和外调，利用劳动的间隙逐个地与队干部们进行了政策交底和谈心，并且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了“背对背”的情况交待，他们俩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经工作队孙、于二位队长同意，于是，召开了干部洗手洗澡大会，着手解决干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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