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桐开始讲故事，这个故事才是她真正入狱的原因。
“三年前我从滨海回到越州，在市里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那年，越州为了扩大城区面积，增加土地供应量，加速房地产市场开发，决定对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市周边的平房进行整体改造，我和奶奶住的房子正好在第一期的改造工程里。当时政府许诺的政策还是相当不错的，想要房子的，等到新楼盖好后，可以一米换一米，余下的按照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购买；不想要房子的，政府会拿出一笔钱作为补偿，每平米的价格按照市场参考价一倍半支付。我和奶奶算了一下，选择回迁的话，至少要两到三万块，我们根本掏不出这笔钱。奶奶的年龄大了，她提出要去敬老院生活，政府补偿的这笔钱足够让她安心的离开。虽然奶奶去敬老院，我是一万个不愿意，但以我当时的收入，想要养活没有劳保的奶奶，也不太容易。我和奶奶哭了很久，还是把那间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屋卖掉。当时奶奶看着它被大椎掀翻房顶时，痛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很久都不肯站起来。”
“奶奶去了敬老院，拆迁补偿款虽然拖了几个月还是发在我们手上。当年的老邻居听说我们选择了货币补偿，纷纷表示可惜，他们说，如果等到房子下来时再转手，会赚的更多，现在的房子是一天一个价，好像没有头似的。奶奶却摇摇头，说自己的年龄大了，桐桐还小，这套房子注定不是我们的。”
“一年后，我们回迁小区建成了，老邻居们纷纷拿出当初的拆迁协议却被挡在门外。房地产开发商用铁门封住了小区所有的入口。他们宣布，拆迁协议无效，要想入住，必须重新签订合同。老邻居们愤怒了，他们纷纷冲上去，要强行拆去铁门。门的那边，一群群的保安手持电棍等候他们，一顿棍棒教育和鲜血的付出后，他们退缩了。开发商拿出新的合同文本贴在了大门外。凡是想在这个小区入住的居民，扣去原来老房子的面积后，余下的面积一律按市场价销售。这个小区的单户面积都在60～100平米之间，邻居们的老房子最大面积不超过30平米，开发商给出的价格2000～2500元/平，也就意味着老邻居们必须付出6万以上的才能搬回去，这还不算入住费1万块，简装修费1万块，上下水和煤气安装费1万块。老邻居们面对这份合同欲哭无泪，他们几次组织人去上访，都被政府挡在门外。根据政府和开发商的协议，政府将土地卖出去后将不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善良的人们就是这样被他们连手耍的团团转。很多居民被迫选择将手中的协议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而开发商给出的价格却只有政府当初承诺价格的一半。经此一役，人们看透了政府行为。所以政府的第二步拆迁计划刚刚宣布，就遭到了拆迁地居民的全体抗议。”
“就在此时，我的奶奶却病了，病的很重。原来，这些年我在外读书，奶奶一直隐瞒着她换上肺癌的事实。此时，靠药已经无法维持病情，医生建议立即动手术，或许可以延缓奶奶的生命。奶奶躺在床上，一遍一遍的跟我说，桐桐，奶奶都这么大岁数了，早就活够本了，不要在我身上花钱了。我怎么能抛下奶奶不管呢，可十万块钱的手术费凭我当时的工资，不吃不喝也要十年。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份兼职工作，让奶奶先住院。好在我白天的工作不是太累，我很快在一间酒吧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酒吧的表演队一个伴舞的病了，我上去试了试，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录取，每天和姐妹们跑场，挣的更多，眼看着手术费一点点的凑起来，我心里非常的高兴。”
“一位多年的老邻居要出国看女儿，她的房子空出来，她想到了我，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帮忙看房子。我住在集体宿舍，每天回去的太晚已经引起了舍友的怀疑，要知道我们那个单位是国营的，不允许员工兼职的。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搬出去，几个好姐妹听说我有个大房子住，也纷纷搬过来陪我。那是一栋二层的小楼，是建于十八世纪末的欧式建筑，越州市文物局特意在房前竖了一块碑。这个地方正处于市里规划的棚户区改造的第二个地块，随时都有被拆掉的可能，不过根据文物法，我们这个房子不再拆迁范围内。因为第二阶段的拆迁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市里很快出台了一部地方法规，《越州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特别规定》。根据这项法规，在拆迁办下达拆迁令后三十日内，拆迁地块的房屋必须被拆去，拒绝搬家的受到行政拘留10～15日。根据这项法规，越州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城市行政管理大队（简称城管），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执行这项法规，将那些钉子户们从房间里强行拉出来，扔到大街上，在用大吊车将矮小的平房砸碎。在政府的高压政策和城管队员的大棒下，邻居们一个个的屈服了，搬出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祖屋。钉子户一个个被铲除，政府高官们在电视上一次又一次的来工地视察，期间和房地产开发商们谈笑风生，不知道他们背后究竟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交易。总有一些人不畏强权，站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过，他们的下场就很惨了，我就亲眼看见一个老邻居（七十多岁的奶奶）站在家门口，手里举着土地证和房产证。她身后的床上躺着一位卧床了十多年患脑血栓的爷爷，这个家里简陋的只有一个（七十年代的）立柜、一个水缸和一台不知何年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估计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老头的脸上满是眼泪，却无法动弹。这个地方已经断水断电半个月了，每天奶奶都要去隔壁的新建小区里用扁担往家挑水吃。可以想象，一位七十多的老人会用怎样的步伐从一地的石头瓦片中穿行，肩头还要扛着一天要吃和给老汉擦背的水。一群城管在其队长的指挥之下，将老奶奶强行架走，一群穿着白大褂的狼抬着担架冲进屋里，将老爷爷放到担架上抬起来就走。已经准备好的吊车扬起了铁锤，在确定所有人员都撤离到了安全地带后，铁锤落下了，小屋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废墟。老奶奶面对这一切已然昏倒在地上，老爷爷躺在担架上闭上了双眼。两个老人流落街头不久，就死在了一个人防工程里，是老邻居们把他们的尸体火化。”
“后来，我被抓到派出所，被迫承认是酒吧卖淫集团的首脑。我进了看守所不久，是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被抓进来，她也穿着黄马甲，不过没有戴脚镣，她的脸上带着泪痕，看来是刚刚哭过。本来我想安慰她一下，但一想到自己比她还要惨，这话就哽在嗓子里说不出来。我把早饭都划拉进肚子里，将牛仔裤沿着大腿根的地方撕开，然后一点点地向下退，慢慢的卷在脚镣上。虽然花了将近两个小时，但走起路来脚踝已感觉不到太厉害的疼，我满意地笑了。跟着我又将衬衫的两个袖子撕下来，搓成绳子像其它姐妹一样，将脚镣提前挂在腰间。做完这一切，我才发现从手腕到胳膊、前胸后背、大腿小腿、脚踝，无论是肌肉还是关节都已经肿得很高，无论动那里都会引起剧烈的疼痛。旁边的女孩开始看着我干活，看着看着居然困了，躲在角落里睡着了，不过她睡得并不踏实，梦里还喊着，我招，我招，我全招。看来她受的苦也不少，我把被垫在身体下面，迷迷糊糊的一觉睡到了晚饭。我正纳闷怎么没有放风，天棚下面的一个透气空中传来了滴答的雨声，原来下雨了。一天就这样又过去了，我和女孩也熟了。正像我猜得那样，她的遭遇跟我差不多，不过是她在一顿警棍大餐之后就屈服了，少遭了很多罪。但令人奇怪的是，警察安在她脑袋上的罪名和我一样，都是卖淫。更奇怪的是，她家也是拆迁户，不过不是在我那片。跟着几天，这间牢房里陆陆续续的住进了十多个跟我俩的遭遇完全一样的女孩，警察打强迫承认卖淫，家里是拆迁户。不过十多天过去了，一直没有检察院的人来看我们，也没有人来探望我们，我几次申请要求看守给支笔，我要写封信，但都遭到了拒绝，甚至赶上她们心情不好的时候，身上还挨了一鞭子。不过牢房里在第十四个人住进来的时候，第一个来陪我的人就出去了，临走前，她告诉我，她没事了，她的父亲已经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并且答应不要任何补偿。跟着，房间里的人几天内又都走光了，只剩下了我一个，因为我住的那个房子的房主已经在国外定居，除了我没有人能联系到她，所以他们就一直把我关着，直到游街的那一天的到来。”
“奶奶在我入狱后不久去世的，老街坊们并没有告诉她我被抓了。在他们的眼中，政府总是正确的，没有罪的人是不会进那里边的。我并不怨恨他们，在狱中，我得知奶奶去世时，我曾想过自杀。不过，我还是选择活下去，我要清清白白的从这里走出去。可是，要不是遇到你们俩，我真的不知道还要待多久，有谁会愿意帮助一个身无分文，举目无亲，背着恶名的女人。这个社会真的还有救吗？”
她的问话每次都能引起长时间的沉默，我和卫明没有话来回答。生活在阳光下的我们，怎么能理解一路艰辛走来，看遍人间冷暖，经历痛苦折磨的她的心情、心境。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大学时代的往事。那是一段惨痛的经历，两块天外飞石让多少无辜的人搭上性命。我们宿舍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堆满乐器的仓库，我们被其中几件乐器吸引，原本五音不全的我们竟然一下子精通音律，作词作曲演唱，并组织了一个乐队。我是敲架子鼓的，而林小桐就获得了一双神奇的舞鞋就一下会跳世间所有的舞蹈，大哥拿了一个麦克就获得了天籁般的嗓音。后来乐器被毁了，但它在我们体内留存的力量仍然让我们对音乐有着狂热的爱好和不一般的悟性和表演功底。这么多长时间过去了，林晓桐还会因为这股力量而遭受磨难。真不知道何时，我们才能彻底摆脱它，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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