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觉雅恋长大了，她站在那里，简直就像是一朵开始怒放的花。我说：“你还用得着我带吗，身后早有一帮护花使者吧。”
雅恋见我跟她开玩笑，脸一红，不好意思的微微一转身，低着头说：“你瞎说，我还没有男朋友喔——”接着，她又凑近我一步，向我求道：“陆明哥，你带我去嘛，好不好？”
“好吧。”我见她那神态就像是几年前调皮的样子，“你现在又不是小孩子，还要人带呀，反正到了深圳就把你交给你哥啦。”
她见我答应下来，高兴的又一下拉住了我的衣角，“陆明哥，说话算数啊。你现在就到我家去玩吧。”
雅恋的家就在镇上，她的父母对我也自然是很熟的。这些当然是因我跟大力很铁的缘故。在镇上工作时，我常上他家，不知在他家吃过多少免费餐了。
我说：“不了，下次吧。”
雅恋一双好看的大眼睛紧盯住我问：“下次到底什么时候？”
“过年以后吧，来你家给你父母拜年怎么样？”
雅恋高兴的说：“好呀，一言为定！到时我也到你家给你父母拜年去，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深圳……”
“看把你美的……”
与雅恋道别后，我的思绪不免又回到对从前的回忆中。
那时由于我善长于写作，经常在地区和市级报刊上发表作品，就有幸被一位家乡的父母官看中了，这位领导大胆任用，就把我提拔到镇里做了一名通讯干事。
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写好全镇的新闻报道，那段时间我曾积极努力的工作，完全把自已的全身心都投入了，我每年都被市内评为模范通讯员。
我想自己就这样一直干下去，心甘情愿的干一辈子，不管待遇怎么样，只要工作着心里就是快乐的。
一年后大力也在镇里参加了工作，高中毕业后大力也没有考取大学，他是花了三万块钱，在市委组织部举办的干部党校培训班里学习了一年后被安排过来的。和他一起这样参加工作的人，在镇里还有四、五个，他们与正式的国家干部比起来也是有区别的。记得当时有些农民就戏说这纯粹是拿钱买官儿当。
谁知一年后，政策突然又有了变化，从中央到地方，行政部门开始大量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
我和大力都被精减了下来。说是本着能者上、庸者下的择优原则，殊不知在这场精简机构的革命中，充满了勾心斗角、腐败和行贿受贿、作弊的现象。许多能者不仅没有上，反而被挤压了下来。
大力一气之下，就将市委组织部的乱收费的罪状告到了中央。
这一年，森也是从小学教师的队伍中被挤压了出来，于是我和森一起背起了简单的行李，茫然若失的离开了故乡，开始了南下的岁月。
几个月后，大力也到了深圳，他说，他打赢了官司，市委组织部退还了那三万块钱，现在钱就在他的银行户头上。
那一年，他可算是我们之中最财大气粗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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