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分分秒秒的迫近，我挠着头蹲在地上，杨晓也着急地走来走去。我眼角瞥到她的脚步，这才醒悟过来，自己倒霉也就罢了，倒不敢影响了别人。于是我连连催她快点进去，见她磨磨蹭蹭不大好意思撂下我，就连推带搡的把她撵了进去。
我坐在台阶上，掏出一支烟塞进嘴里，深深吸了一口，仰天吐出长长的烟柱。正在这时，一辆黄色的出租车驶上大厦前面的广场，沿着我身边的台阶戛然而止。车窗猛地推开，伸下两只黑色的高跟鞋，然后是两条套着黑色女裤的修长的腿。
看到这双腿，我心头狂跳不已，因为它们是那样的依稀相熟，仿佛就在梦中见过一般。事实上，我近段时间的梦总被一双腿无情地践踏着——圣人无梦，但我本来就不是圣人。
当这双腿的主人完全下车后，我就像头略解风情、闯进百花园的驴一样，完全惊呆了。
桃花！
我似乎意识到她是为什么而来的，不由得叫出声来，很有点久旱逢甘霖的兴奋。
果然，桃花手里扬着那张准考证，对我劈头就骂：你这臭狗屎，丢三拉四的，可把我害惨了！不行，打车费得你来掏。
我连连称谢，说这是应该的应该的，接过她手里的准考证，正要去钱包里掏钱，桃花使轻推了我一把：快点进去吧，我还要赶着上班呢，懒得跟你磨叽。
说完，她转身钻进车里。我朝她挥手致意，透过车窗，我看到她伸出舌头做了个鬼脸。
揣着准考证，我就像揪住稻草的溺水者一样，重新看到了希望，这无异于枯木逢春。可是，当我走入大厦三楼会议室进行复试时，我又犯傻了。
第一阶段是长达5分钟的英语口试，面对跟我侃侃而谈的外籍专家，我只能听懂一小半的内容。最要命的是，Ican'tspeakEnglis，就算跟着复读机鹦鹉学舌，我的英语口语也非常操蛋，总是夹杂着德语口音，让人听而生畏，何况这样凭空跟专家过招。
不过，我还算机灵，我用充满诚意和爱意的眼光凝视外籍专家，脸上挂着语焉不详的笑容，在对方停顿下来的时候点头附和：耶，耶，耶。
那老外刚开始还行，可能被我感染了，也笑眯眯的，后来看我总是耶啊耶的，他终于噎住了。看到他耸耸双肩，我的心不禁凉了一大半，心想这回肯定要凉拌了。
老外最后对我摊摊手，转身走到主席台，唧唧咕咕的跟一名负责人模样的中年男子交头接耳。那中年男子不停地点头，表示在聆听老外意见，同时瞅了我两眼，去翻案头上一沓资料。
这中年人名叫刘兆，是负责此次招聘的报社副总编，也可以说是我的恩师。他不仅在招聘时对我不拘一格，而且我进了那家报社后，在业务上也得到他的悉心指点，甚至后来那次危及我和同事人身安全的矿难报道事件，也多亏了他及时调动关系，组织营救。
现在想想，如果那次不是刘老师在场，恐怕我早就会因为英语不过关而被涮了下来。在老外对我英语大摇其头时，正是由于刘老师查看了我的初试成绩，看我新闻评论得分甚高，这才网开一面，让我接下来参加了第二阶段的新闻策划。
我抽到的题目是一位农民工强暴幼女并将其勒死的案例。打开题目，我心里暗自欣慰，因为我以前订阅过《南方周末》，对她报道的李昌平很是佩服，并对三农问题产生了兴趣，甚至特意赶到萧家河听过三农研究专家党教授的讲座。因此在限定的10分钟之内，我围绕着农民工法制意识的淡薄和文娱生活的缺乏，游刃有余地展开了论述，后来还延伸到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层面上。
我的回答显然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因为我看到了几个评委都在颔首赞许，尤其是刘老师，他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完成了两个阶段的复试，已经接近午餐时间了。几个评委开诚布公地告诉我，由于我第一阶段的英语口试不合格，因此下午第三阶段的实地采访将适当增加难度。他们也不顾我提心吊胆，毫无商量余地的给出了题目：乐极生悲，一粒伟哥引发的命案；素材：昨天在海淀郎家园某小区里，有一老年男性因食用伟哥而撒手人寰；难度：其老伴性格乖戾，曾用菜刀驱赶上门采访的新闻记者。
看了题目，我不由得义愤填膺，这哪里是难度，明明是刁难嘛！我又不会空手夺白刃，如何能够应付那挥着菜刀的老妪？正在挠头踟蹰，刘老师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有挑战才有意义，好好去采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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