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路边小饭馆胡乱把午饭吃了，顺便到隔壁眼镜店买了幅墨镜。萧瑟的秋风里，戴着墨镜的我把手插进兜里，站在公共汽车站等车。不知是天气有点cool，还是我人有点酷，反正引起了边上几位等车人的侧目。我心里有点暗爽，把夹克的领子竖了起来，同时吹了吹肩膀上的灰尘。本来想先回家把那件黑色风衣披上的，但想来想去，还是算了，第一天气还不是特别的冷，第二万一把那老妪吓着了怎么办。
换了两趟车终于赶到郎家园，按照手里的地址，我走进一个陈旧的居民楼。这是北京很少见的筒子楼，五层的高度，墙体没有粉刷层，裸露出灰暗色的砖头，一看即知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
我很奇怪，这一带都是洋溢着现代气息的高层建筑，怎么会让这排筒子楼有容身之所呢？更奇怪的是，在这样朴素的建筑物里，怎么会发生老年人因食用伟哥而暴毙？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午后的阳光被附近的高楼腰斩了大部分，只有一小部分打进了筒子楼。在楼下墙根处，坐着几位窃窃私语的大爷大妈。鲜明的阳光下，他们干枯的面目显得沧桑不已。
我凑过去听了一小会儿，知道他们正在谈论那个暴毙的老头，就装着饶有兴趣地问了两句。老头老太们本来已经谈得有声有色，见有陌生人盘问，更是眉飞色舞。不知怎么的，看到他们如此事不关己又津津有味地讨论一个死去的人——就像对一头瘟死的猪那样品头论足，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我想，如果那暴毙的老头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很愤怒的。
听了半天，无非都是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一个老太太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拍着大腿说：自作孽，不可活，这样不知羞耻的老东西，死得好咧！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对他们的讨论已经不感兴趣，决定直接登门采访当事人。有位大爷似乎猜出了我的来意，不无好意地劝告我：小伙子，你是来采访的记者吧？呵，你还挺执著，昨儿个来了个好几拔媒体记者，都被老太太拿着菜刀撵走了。唉，真是什么马配什么鞍，全疯了——老头尸体还在床上放着呢，老太太不同意殡仪馆来人拉走。
听说屋里还放着尸体，本来就有点头皮发麻的我简直快眼冒金星了，可是说不得，为了饭碗，就是十八层地狱今儿个咱也要闯一闯。
当我右手按住门铃时，左手在裤管上翻来覆去地擦着汗。门铃响过半天，才有人过来把门开出一条窄窄的缝儿。透过这门缝，我看到半张毫无表情的脸。
那一霎那，我的嘴巴仿佛被塞进了两个咸鸭蛋，半天合拢不了——虽然只能看到半张脸，但这无疑是位十分有风韵和气质的老妇：虽说在丧中，但满头的华发仍然梳得有条不紊；保养到位的脸部虽然抵不住岁月的无情，布满了皱纹，但在那一条条皱纹里，往昔的美丽风情依稀可辨；最令我吃惊的是她的眼睛，在松驰的眼睑之间，灰褐色的瞳仁闪烁着世事洞明后的孤傲和冷漠，但依然掩不住一种灵活轻盈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年轻。
兀自惊诧，那老妇冷冷地说：找错门了，我不认识你。
说着就要关门。我慌忙解释道：大妈……您……您好，我是报社的实习记者，我想采访您一下，就是关于伟哥……
第一次采访，而且面对是这样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对象，平时说话流畅的我居然结巴了，而且似乎有点词不逮意。果然，我话还没说完，老妇人恶狠狠地说：给我滚出去！
我苦笑着正要继续解释，老妇已经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那一刻，我还真想破门而入，然后胁迫老妇人接受我的采访。不过，那样一来，恐怕我报道的内容只能提供给卡塔尔电视台了，国内媒体应该都会婉言谢绝的。
老妇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能采访就意味着复试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我将失去这份工作。我垂头丧气的走下楼，对墙根那帮老头的盘问未予理睬，茫然的走到大街上。
街路上车来车往，行人步履匆匆。几片被风吹来的树叶撞到我的身上，然后又被风吹到不知何处去了。我在心里感慨不已：人生也许就是这样的吧，很多事物撞上你，稍作停留就又擦肩而过了，真正能抓到手的，几乎没有。
我在大街上吊儿郎当的走了半截路，有点口干舌燥，正好路边有家工商银行，于是就踅了进去，想去里面倒杯免费的热水喝。银行也跟人一样，有小气的也有大方的，大方的银行里往往会有冷热饮水机，免费供客户饮用。
这家银行的大门正面对着服务窗，因此我进门第一眼就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菊花。她穿着银行员工的制服坐在里面，正在跟窗外一位客户说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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