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后来告诉我，周峰和他一名战友在海淀五棵松地铁口堵住两名通缉犯，扑倒了一个，另一个十分强壮，挥着刀乱捅，杀开一条血路逃掉了。周峰当时未觉异常，还拎起那名双手被铐躺在地上的嫌疑人，将他押上了警车。车子开了一段路后，周峰才感觉腹部痒得难受，伸手一摸，全是血。到了医院，医生说，如果刀子再往里扎进5毫米就会把肠子都割断了。
那一夜，桃花彻夜未归，在医院陪护周峰；我在餐厅一个人狂吃滥喝，然后一个人摇摇晃晃的回家，然后一个人马不停蹄的往卫生间里跑——吐得肠子都快断了。
望着壁镜里两眼迷离、嘴角沾着秽物的醉汉，我莫名的憎恶自己，也憎恨桃花。我顺手扯下铝杆上晾着的桃花的毛巾，狠狠地擦了擦嘴巴。本来还想学学电影里的镜头，一拳砸到镜子上的，后来仔细瞧瞧紧紧攥起的拳头，还是算了，电影里他妈的都是道具啊，而我要是这一拳下去，拳头上还不沾满玻璃渣子？再说了，电影里演员发飚那是演给观众看的，我他妈演给谁看啊？正这么想着，洗衣机上有一只蟑螂在探头探脑，我不由得老羞成怒，一拳砸了下去，当场把它砸得死无全尸。
那个晚上我整整抽了一包烟，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才迷迷糊糊的合上眼。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身穿洁白婚纱的桃花拾级而上，一只手紧紧的和周峰牵在一起，他们正向教堂缓缓走进，四周回响着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就在他们即将进入教堂大门时，满头大汗的我从斜刺里跑出来，嘴里大声地呐喊着什么。桃花停住身子，缓缓回头，一双大大的桃花眼凝视着我，里面似乎含着某种凄怨。我张开双臂，就要向桃花奔近，可是周峰突然从怀里掏出手枪，对准我“叭叭叭”的连开三枪。我捂着胸口，眼睁睁地看着鲜血汩汩的流了出来。这时，庄严肃穆《婚礼进行曲》越来越响，似乎要响彻云霄了……
我出了一身冷汗，惊醒过来。床头柜上的手机正响得凄厉，铃声正是《婚礼进行曲》，奶奶的熊，看来以后要换一首铃声了。
接起一听，却是桃花打来的：喂，老灭，我在医院呢，你今天没啥事吧，过来吗？
我没好气地说：我过去干嘛？学习领悟你们卿卿我我的恋爱精神？你丫别逗了，情侣在病房相依相偎的场面已经被韩剧演烂了，不新鲜！
桃花沉默片刻，我估计她肯定在咬牙切齿了，没想她很快就笑嘻嘻的说：这家医院设备挺齐全，还有精神科呢，你不过来瞅瞅？
我怒发冲冠地说：有——病——！
啪地关掉电话，我兀自气得浑身直哆嗦。丫挺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而且这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的行为啊！我他妈要是能飞就好了，那样我立马飞到她身边，左右开弓抽她一百多个耳光，让她明白浪费食盐的后果。
不必讳言，桃花彻夜陪护她男友的行为对我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那天上午，我就像一条被腰斩了的蚯蚓，很挣扎，很痛苦。恩，确实有被撕成两半的感觉，一半扔在家里，另一半粘在桃花的脚下，供她高跟鞋不停地踩踏。
更不必讳言的是，其实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都跟被从中切断的蚯蚓似的。在梦想被逐个击破的时候，在身心受到现实摧残的时候，我们需要蚯蚓那样的有丝分裂，萌发大量的再生芽，从而努力获得一个完整的自我。我佩服的，不是营养土里茁壮的盆景，而是那些从伤口上开出的鲜花。
那天上午我刚去杂志社办理完辞职手续，怀里揣着一个装着薪水的信封，还没走进电梯，就接到杨晓的一个电话。从她那亢奋得有点语无伦次的话中，我知道她的复试也顺利通过了。我有些敷衍地说祝贺了几句，不过在心里头，也隐隐有点兴奋：我和她毕竟也算是熟人了，能一起到报社上班，绝不会是件坏事。有句话说了，在两个魔鬼当中，宁愿选择相对熟悉的那一个。
何况，杨晓虽然长得没有桃花耐看，但身材确实也挺魔鬼的，至少不招人烦。因此，在杨晓最后建议晚上一起吃饭时，我没有过多犹豫就答应了。
我摸了摸那个信封，决定晚上连老梁和祝飞一块儿给解决了。老梁这孙子前两天知道我通过复试后，早就打电话嚷着让我出血。辣块妈妈，不就是到一家有点影响的报社上班吗，搞得我像去白宫上班一样。
谁知电话打过去，老梁半天才接起来，而且语气迟缓，似乎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以为孙子可能得病了，就简单扼要说了两句，让他晚上和阿飞一齐儿到黄庄这边来。
老梁牙疼似的说：算了算了，改天吧，这两天厂里事儿多，我们都走不开。
我嫌他三八，就让叫阿飞接电话，老梁沉默半天说：他刚才喝多了，正蒙头大睡呢，你丫甭废话了，好好干吧，我们改天过来。
说着就挂了电话。我看看时间，还不到中午十二点，阿飞怎么就喝多了呢？阿飞，工厂，海南……我突然想起前天桃花离开餐厅时说的话，好像有“海南过来的几名通缉犯”，这事儿不会跟阿飞扯上干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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