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里大部分人都过了交心关，但白刚还没过，成了他放不下的一桩心事。一想到这里，便会想到吕南。
吕南这人是个谜。他们俩挨着睡觉又说得来，经常偷偷地说几句小话。虽不敢敞开心扉长谈，但轻声细语的几句悄悄话，也觉得这个人老实诚恳，不像个阴险奸诈诡计多端的人。但领导说他是个特务，他自己不承认，可是又不敢把真实情况亮出来。平时行动也总是畏畏缩缩，小心翼翼，像是有事压在心里，可是又从不吐露半句。这样就不仅领导怀疑，使关心他的人也不免有几分疑虑：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对待批斗的态度，也令人迷惑不解。连白刚有时都为他着急，自己确实历史上有问题你就讲出来嘛！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怕什么？如果自己没有问题，那你就说出事实真相，说出来总会有人相信的。可是他却采取了“摆肉头阵”的办法——任打任骂一声不吭，顶多只说一句：我是给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不是国民党特务。再问什么就不说话了。这不是死挺着挨打吗？为什么采取这种傻办法呢？
他的交心到底算完不算完，也让人捉摸不定。已经好几天没有让他上队部交待问题了，他的事算了结了？要是了结了，又是怎么了结的？白刚比别人更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下一步他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吕南虽沉默寡言，但平时他还总是主动找白刚谈问题的。但是对白刚关心的这个问题（他应该知道白刚会关心这个问题），却只字不提。
白刚自己采取主动了。一天中午饭后，他看吕南自己在一个渠埝旁休息便凑了过去，直截了当地问道：“交心时为什么不说话呢？你做地下工作为什么不把具体情况讲出来？”白刚所以单刀直入是因为这里没法长谈，怕被人看见引起怀疑。
吕南用眼睛扫了扫四周，确信没人以后才回答说：“说也是打，不说也是打，就不如不说。”白刚说：“我看还是说了好，领导不相信，有些人心中会同情，就不会打得那么厉害了。”
吕南说：“越说头绪越多，揪住一个头儿就可能斗你几天，反正他们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不说具体情况，他们就没有新词儿，只能是喊几句老口号，这样斗着也就没劲儿了。”
“你不说话事儿能算完吗？多会儿是个头呢？”他虽然觉得吕南说得有道理，可是终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吕南说：“你说话事儿就能完吗？在机关里都弄不清，这里把你交给一群打手，还想解决根本问题？”
“事情总得有个结果吧！你的交心算结束了没有？队部斗争时咋说的？”这也是白刚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他想从吕南这里了解些情况，以决定自己如何应付即将面临的这一场灾难。
“咋说的？他们还能告诉你实底？我看也就这样了。”
白刚疑惑地问：“能这样不了了之吗？”
吕南说：“其实交心让你认罪，无非是给你一个下马威，同时也是杀鸡给猴儿看，让谁也不敢闹腾。你不认罪也不会整天整你，他们不能把人都打得趴下，还指望这些人干活呢！”听到这里白刚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些。
看到白刚对他的事情很关心，后来吕南又向他讲了自己奇特的遭遇。一切还得从他看见一出“西洋景”开始。（过去有一种小生意叫“拉洋片”，一个暗箱里面有灯，从小窗口的放大镜望去，可以看见里面很大的画片，专放淫秽画，叫“西洋景”。）
他是北京一名牌大学学生。五十年代，省级机关里大学生很少，他在机关成了“笔杆子”。有大材料也不管是哪个处的，都叫他执笔，忙得他头昏眼花，经常加班加点。那是一个星期六的黄昏，天黑的早，还没下班人们都走了。吕南赶写完一个材料，想赶紧交给主任，他一看门没锁（那时多是门外钉钌铞，用锁从外面锁门），知道研究室荀主任还在，便推开了门，见屋里黑咕隆咚没有人。他很奇怪，是主任忘了锁门？他扶着门把手迟疑了一下，正想退出去，突然听到一个极轻微的声音：“有人来了！”是主任的声音。这不是荀主任在屋里吗？他正想说：“这么黑了为什么不开灯？”突然又听到一个声音：“机关人都走光了，谁来？”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吕南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下意识地顺着声音朝里边的墙角看去。这一看不要紧，吓出了一身冷汗。模糊中见一个女人，光着屁股骑在了主任身上。主任躺在地上，可能是听到有人来了，一个劲儿推她，她还不起来。一起一落地抖动着，正在兴头上。吕南悄无声地退到门外，赶紧走了。
星期一吕南给荀主任送材料去，想和主任说说材料中的几个问题。平时遇到这种情况，荀主任总是乐于发表议论，今天却一反常态，对材料不感兴趣，很冷漠地说：“不用说了，把材料放下吧！”吕南一看这情况也不好再说什么，便说：“那好，我走了。”吕南刚一转身，荀主任却无所谓又很客气地说：“上星期六是你找我了？”吕南说：“是！就是送这材料，看屋里没人，便出去了。”主任迟疑了一下，然后客气地说：“哦！我解手去了，回来看见一个人走了，背影好像是你。”
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说假话，但说得又那么自然那么真诚。而且两个人又宁愿把对方的假话当真话听，比对方说真话还要高兴。从吕南来说，两天来心中一直惴惴不安，他知道主任的脾气，他要是肯定自己看见这事，便会怀疑你会不会说出去。这怀疑不打消，便会找机会报复你。吕南背着个历史问题，是不敢惹主任的。他不会和任何人说。即便如此，他觉得仍然要找机会表达自己什么也没看见，解除他的疑虑，免得他生报复之心。今天荀主任问到这事，他想这正是个机会，便说那天一推门见屋里没人便走了。既然没人，那自然是什么也没看见。既表达了什么也不会说，同时也免除了对方的尴尬，他觉得这是最合适的办法。荀主任呢？当然不相信他没看到什么。因为他听到门响让那个女人下去，怨只怨那个骚货正在兴头上，不管不顾，折腾得更欢了。吕南能听不到吗？可是他也乐于听到吕南说屋里没人，这样他就不能向外说，也不敢向领导汇报了。
有一段时间两人客客气气，倒也相安无事。但总觉得内心里有所隔膜。这时领导正要提荀主任当副厅长。主任是老资格，又会来事儿会耍手腕儿，有了提升的机会，自然十分珍惜，但就是担心吕南看见的这件事儿要传出去，提升的事儿非泡汤不可。所以他千方百计稳住吕南，对他格外客气。
主任如愿以偿，成了副厅长了，还分管人事。接着副主任提拔成主任。人们说荀厅长对吕南那么好，下一步他准是副主任了，论资格、论能力也该轮到他了。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更是吕南所难以想象的。起初有几次是荀厅长为一些不值得的事情，无端地对他发脾气。这时吕南还没有在意，只觉得可能是官升脾气长。可是他很快意识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不仅有时当面给他难堪，在背后也传出了对他不信任的一些话。连别的同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人还偷偷地问吕南：“你是怎么伤着荀厅长了？怎么他对你的态度变了？”吕南的苦涩只能埋在心里，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假装不知道：“是吗？我们之间没发生什么事情啊！”
要不是另一次偶然的事情发生，问题也许还不至于那么迅速地恶化。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机关里静悄悄地，空无一人，吕南写完厅长让写的材料，想回家休息，路过荀厅长的办公室，想到稿子应该先征求下厅长意见再修改。同时借这个机会和厅长谈谈，也可以恢复一下感情。
今天机关没人，正是单独谈话的好机会，便推门进去了，这一进可不要紧，只见荀厅长正和一个女人搂抱着，亲着吻着，如火如荼，旁若无人。见到这种情况，便立即往回走。他诅咒自己，怎么这么倒霉，老是碰见这种事情。不过心中还庆幸说：幸好他们没看见自己。不然，会有多么难堪。但他没走出几步，厅长却站在了门外，亲切地叫住了他：“老吕呀！有事儿啦？”态度和蔼，声音温和，神态十分自然，并没有像吕南想的那样有什么难堪。倒是吕南这个书呆子大大吃了一惊，神色有些不自然地说：“哦！我是想找厅长商量商量讲话稿的事儿……”还没等他说完，厅长又和气地说：“怎么不进来？进来吧。”
吕南也只好进屋了，不过仍然不太自然。进屋一看，这个女人不同寻常，水灵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长得眉清目秀，细皮嫩肉。比上次那个女人强过百倍。荀厅长见吕南站着，那个女人羞涩地扭着脸立在那里，便说：“坐！坐吧！都坐！”然后指了指那女人：“老家来的亲戚。”又对吕南说：“你是公事，你先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吕南本来没有心思再汇报工作，此时此刻厅长哪里还有心思听这个？可是厅长让说，也不能不说呀！他便简要说了说讲话的主要内容，可以想象这自然是说的人无情无绪，听的人也心不在焉，果然，吕南说完了，厅长无可无不可地说：“老吕呀！工作也真够认真的，这事你看着写就算了，还预先找我商量商量，稿子写成了，再给我看看不就行了吗！既拿来了，就放这儿吧！”
吕南像得到了大赦令一样离开了这里。出门以后他深深出了一口气，提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到了肚里。他哪里知道，从此便进入了多事之秋。就说这篇稿子吧，一次一次地得不到批准，一次一个意见，有些意见竟然相反。提一次意见，他就必须大改一次。以后这类事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明显地是在故意刁难。而且背后说了他许多坏话，连别的同志都为他抱不平了：“怎么竟能这样对待一个老实人？”有人也有着类似的遭遇，多少猜到了一些原因，便鼓励他向领导报告。
他也觉得忍无可忍了，便向厅里一把手吕厅长讲了，但还没敢全说。他想荀厅长和本机关那个女人的事，人们早有风言风语，知道的不只一个人，荀厅长不一定猜到是他反映的。至于和那个年轻女人，可能没有另外的人看见，如果透露出去，荀厅长一下子便会想到他了。所以他只反映了和本机关那个女人的事。但不知为什么，厅长却不相信：“那个女人那么大岁数，也没听说有这类行为，他们俩能胡来吗？”吕南说：“也不光我一个人看见，厅里也早有传闻。”吕厅长说：“传闻不可信。这样吧，遇机会我从旁劝劝他，给他提个醒儿。这事非同小可，你可不要乱讲，事情就到这吧！”吕南不安地说：“我担心他对我还要进行报复。”厅长说：“不会的，有好几位厅长，什么事儿也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你要相信组织。”厅长说到这里，吕南还能说什么呢？他相信厅长的话是真诚的。荀厅长不过是刚提拔起来排在最后的副厅长，他能一手遮天吗？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
要是在平时，这推断是可信的。但是不久，“肃反”运动来了，一切都变了样儿。厅长给荀厅长的提醒，不仅没有使他的行动有所收敛。而且更激起了他强烈的仇恨。他认定这一定是吕南传出去的，报复之心，迫不及待。“肃反”运动的具体领导人正是荀厅长。他提出的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吕南。而且提出立即让他停职反省。说他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这怀疑有什么根据吗？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我们可要慎重对待啊！”吕厅长有些犹豫。荀厅长振振有词地说：“我把他的档案翻了许多遍，发现疑点很多。大学快毕业了，他不等毕业，进了国民党空军，而且只是当了一个大头兵。这不令人怀疑吗？”
“不是地下党派他去的吗？”吕厅长早在审干中就了解过吕南的问题。荀厅长故作惊讶地说：“可是找不到证明人啊！而且他怎么到的解放区也没有证明人啊！这不令人怀疑吗？”
“地下工作时期多是单线联系。”吕厅长说，“一时找不到证明人，也是常有的事。派他到国民党空军机场和让他到解放区是一个人，就是缺少他的证明。这个人虽然没找到，但是他老婆不是有证明吗？他老婆说的还是很恳切的。”
本来荀厅长对吕厅长一向是言听计从的，但是在这件事上却没有按领导眼色行事。他仍然坚持说：“那个地下党领导人的老婆虽能证明，但她当时根本不是地下党员，这些事她怎么能知道呢？而且按这个女人支支吾吾的说法，她丈夫是去了国外或是在哪里，都不清楚，这不令人怀疑吗？怎么能相信她的话呢？”
但是吕厅长最后还是不同意马上采取停职检查的措施，主张多方找找证明材料。吕厅长本来是出于爱护干部的好意，却想不到出现了一个意外的结果。荀厅长怀有特殊目的又派人去外调。新的材料来了，但它没有使问题得以解决，却一下子使吕南跌入万丈深渊，而且封住了党组成员的嘴。
那是因为一张照片引起的。外调人员带回来一张照片，这是从吕南地下工作领导人戈非的妻子温静那里拿来的。外调人员出发以前，荀厅长便作了明确指示，吕南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不仅他可疑，连他那个领导人戈非和他妻子温静也都是可疑的。戈非不知去向，他妻子谈起他吞吞吐吐，竟说不知他在哪里。你们这次一定要大胆怀疑，她要仍然坚持吕南是在她丈夫领导下做地下工作，就要拿出证据来。
果然由于外调人员的一再怀疑追问，甚至怀疑他们两个关系不清楚。这种侮辱性的问题，使温静这个温顺善良的女同志生了气，她拿出了一堆照片：“你们看吧。这不，这些是他们俩的照片，他俩是好朋友好同志，这你们还用怀疑吗？”
但是一张照片，引起了外调人员的兴趣，没等温静说完，外调人员便打断了她：“那时吕南是什么职务？”
“勤务兵啊！我不是给你们说了多少次了吗？”温静不知为什么他们突然又问起了这个问题，看了看照片，她才突然明白了：原来照片上吕南穿的是一身军官服，一个杠，三个花儿，上尉军衔。温静笑了笑说：“你们是看到照片上这身衣服了吧？”
可是外调人员并没有笑，而且变得十分严厉地说：“是啊！这不明明白白说明他当时是国民党的上尉军官吗？你为什么说是勤务兵？”
“我以前不是和你们外调的人说过吗？当时敌人机场很严，不许一般人员出入，地下党领导让他送一份紧急情报，给了他一身军官服，坐在吉普车的里面，让他混出了大门。他已经暴露，不能回去，准备送他去解放区。我丈夫说穿这身衣服，正好做个纪念，便照了这张相片。”
外调人员对她这种解释已不感兴趣：“好吧，这张照片我们需要带走！”温静说：“你们不能就这样带走，要带走我得附一张说明。”她知道不加说明拿出照片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荀厅长拿到了这张照片，如获至宝。他认为这是铁证，看人们还有什么话说！至于那份说明，他不屑地看了一眼说：“纯属欺骗，毫无价值。你们也绝对不要对外人讲。”
在厅党组会上，他首先亮出了照片，使在场的人十分吃惊，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突然高大起来，俨然成了党的正确领导的化身，用不可一世的口吻说：“我早就说他是派遣进来的特务。你们看，现在找到了证据，他是上尉军官，但他一直隐瞒真实身份，为什么？这目的不是很清楚吗？中央文件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个机关中，厂矿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有人员在内，大约占百分之五左右。请同志们注意：各机关厂矿学校都有，占百分之五左右。按文件要求，我们厅就有五六个，六七个之多，可是我们却一个也没揭出来。像吕南这样的人现在又找到了确凿证据，还犹豫什么？再这样下去是要犯政治错误的，可没法交待啊！”
这一席话好像在每个人头上打了一闷棍，打得人们哑口无言。政治运动中无情的斗争人们都是经历过的，大家还能说什么呢！对吕南的看法吕厅长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尤其又有吕南反映荀厅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掺杂在内，总觉得在这问题上应该慎重些。可是他也知道这样一个大机关不搞出几个反革命来是交待不了的。何况现在吕南确有可疑之处，别人不发言可以，一把手是必须表态的。吕厅长终于发言了：“荀厅长抓这项工作，对中央精神确实吃得透，怎么样，就按荀厅长意见办吧！”没有人反对，这意见也就算结论了。
情况急转直下，吕南立即被看管起来。荀厅长经过厅党组会上这一番较量，旗开得胜，顿觉身价百倍，找吕南谈话时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声色俱厉：“你伪装得很好啊！欺骗了不少人，但我早就看透了你，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特务。”
领导定了调子谁敢反对？从此机关里工作全部停了，白天斗，晚上斗，夜里有时还要加一个班。斗争虽然日夜不停，但后半夜基本上休息，吕南还可以脱衣服睡会儿觉。后来换了一个女人带班，情况便完全变了样。此人在斗争中异乎寻常的积极，大会上很少有人动手的时候，她便是最爱动手的一个。当了夜班带班人以后，一来便向吕南宣布三条纪律：不许脱衣服睡觉；不许喊叫；什么时候一叫就得起来。不许脱衣服，吕南想因为她是女人，整夜在一个屋里，有些不方便，觉得有道理。不许喊叫这是为什么？吕南想错了，这三条是一个整体。很快他就体会到了这个女人多毒。
晚上的批斗以后，吕南本可以睡觉，可是这女人带班以后，不是让他跪砖头反省问题，就是立在凳子上坐飞机。尤其是当她一个人在屋的时候，更是吕南的末日。只见她围着吕南转，这边屁股上一拳，那边腿裆里几拳，她一打，吕南便喊叫，她便严厉地斥责说：“不许喊叫！”这时吕南才悟出了为什么会制定“不许喊叫”这一条纪律。
一个女人打几下还值得喊叫吗？因为她手里拿着一根大针，是用针重重地扎他。一边扎，还一边说：“我让你瞎说！我让你多嘴！”原来这个女人就是星期六黄昏吕南撞见的那个女人。她担心自己暗自做下的手脚，一脱衣服别的人便会发现那些带血的针眼。这时吕南才了解不许脱衣服的真正用意。
这个女人还真是恪尽职守，别人值班时在吕南睡着后还可以坐在那里打个盹儿。她在班上是一会儿也不会合眼的。就是有时让吕南睡一会儿很快又会把他“扎”起来。天长日久，已把吕南折腾得不成样子，人又黑又瘦，精神恍恍惚惚，白天的批斗会上，有时头都抬不起来了。看守的人中也有好心人。当那个女人不在的时候，劝他说：你看你都成了什么样子？还是先承认了吧！以后还可以推翻，运动后期定案时领导总会核实的。吕南无奈，有时逼急了便承认是特务，稍微平静了又推翻，就这样反反复复，终因没证据定不了案，恢复了他的工作。但很快又接上了1957年的“鸣放”。
“鸣放”十几天了，所有的人都发言但吕南没有说话。一天荀厅长到这个小组来，对吕南说：“吕南，党外人士都提了许多意见，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言不发，这不大好吧？有什么意见，也谈谈嘛！”吕南说：“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没有意见。”荀厅长说：“没有意见，不是真心话吧？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向党交心嘛！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啊？”
要说没顾虑是假的，不过吕南不敢如实讲出自己的顾虑。虽有疑虑，但反省自己又深感老不发言确实不对。这不明显是对党不信任吗？这不明显是对毛主席的号召抱对立态度吗？不用别人上纲，自己就给自己上纲了。终于开口了：“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厅的领导工作也是兢兢业业，我没什么意见。要说有点意见，就是我这个问题，我做地下工作，党组织介绍来解放区，入党时这一切都有证明，只是现在找不到这个介绍人，就当国民党特务整我。我觉得冤枉。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那时我就是个屈死鬼。”谁知道就是这句话种下了祸根。
当时谁也没说什么。反右一开始，机关贴了不少大字报，点了两个人，也没有吕南，因为人们觉得他发言不多，只是讲了个人问题，而且“肃反”中也的确整他太厉害了。还是荀厅长眼睛亮，马上看出了问题，召开会议让大家擦亮眼睛：“一个特务说他是屈死鬼？这是什么问题？不要认为他只说了一两句，看问题要看本质，咬人的狗不露齿，别说他还有言论，没言论他也是右派。”吕南的大字报立即铺天盖地，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了。经过一个时期的批斗以后又突然沉寂下来。吕南想又和“肃反”一样要把我挂起来了吧！
他想错了。突然一天处长来找他：“你和家里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这问题提得突如其来，吕南马上说：“是不是要处理我？”没等对方回答，吕南的妻子哭哭啼啼地闯了进来：“你明天就走了，为什么不回家看看？你到底是下放还是劳改？为什么连家也不回？”吕南急得问那个处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劳改？我有什么问题？要说清楚。”那个处长一看瞒不住了，马上说：“不是劳改，下去锻炼锻炼！以后还回来工作。”吕南说：“我得回家看看，我爱人刚生了小孩！”处长劝说着：“不要回去了，这不是你妻子来了吗？回去孩子哭大人叫的也不好！”正在争吵着，来了一辆吉普车，省公安厅来人了：“谁叫吕南？”吕南说：“我是。”来人说：“你被捕了，上车！”吕南对处长大喊大叫：“为什么？你不是说下放吗？”来人不容他分说，马上把他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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