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十几岁便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不久前又劳改十几年，吃饭睡觉整天戴着铐子还是头一回。虽然是头一回，但是他并不陌生，因为劳改时脚镣手铐见得多了。这时戴在自己身上，也就不觉得多么耻辱多么痛苦。他担心的倒是自己的妻子，所以整天忧心忡忡。他又哪里知道，妻子现在也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也不敢把情况告诉他。夫妻相距不足百里，不仅不能往来，连信也不敢写一封，只有昼夜的悬心思念。
自从孙村让羊公子搅闹了批斗大会以后，分管这一片斗批改的朱一夫便迁怒于老郝和吴玉萍领导的工作组。尤其是对吴玉萍怀恨在心，他觉得自己是一百个看得起她，请她在表妹家吃饺子，用意她当然明白，就是为了整他表妹夫的对手孙绍安。谁知她却明斗暗不斗，同情孙绍安。所以临走便告诉公社副书记，要给工作组严厉的批评，并且让他们立即回公社进驻一个老大难村，给他们一个考验，再打不开局面，就处理他们。
工作组回公社以后，公社书记便找老郝谈话，传达了要让他们进驻一个老大难队给以考验，但是严厉批评那一节却免了。还说孙村的事我知道，那村卖羊肉有历史了，批批可以，一时半会儿的谁去也解决不了，不能怪你们。你们要去的桥头营，是全县的老大难，成了我们公社一块心病。
村里七股八叉你告我我斗你，几次进驻工作组，也摸不清个是非。不是被逼走了，就是觉得没法办，连饭也吃不上，自己主动撤了出来。公社没力量解决，只得依靠工作组，你们组力量强，希望去了给我们好好解决一下。借这次“一打三反”运动的东风，把坏人彻底整治一下。班子不行，该调的调该撤的撤，你们做主了。
老郝当面也说好好好，心里却憋下了一口气。他觉得他们在孙村认真学习政策，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孙绍安本来没问题为什么狠整人家，不就是为给朱一夫的姘头家铲除一个竞争对手吗？老郝在县局里是个老干部了，朱一夫是工人时他就是个中层干部，根本没把朱一夫放在眼里，朱一夫也管不着他。经过孙村这回事情，他就更看不起朱一夫了。公社书记谈话以后，老郝马上传达了公社书记的意见。
刚传达完成强便闹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我知道桥头营是个根本没人去的村。说好听的再难也不怕，反正是为了工作嘛！惩罚我们不干！组长，你当时就不该接受这个任务，这是侮辱我们！你提提就说是我们全组的意见，要求换一个村。”黎娟也很生气：“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倒落不是了，他姓朱的算干什么的？就知道吃喝玩乐假公济私，却处罚我们。我同意为争口气，也得换个村。”老郝本来对上级决定是很尊重的，这时却板着个脸一声不吭。
吴玉萍这些年被歧视折磨惯了，对这类事也经得多了，没拿这些当回事。她认为只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别说公社书记还说了句公道话，就算他也不理解又怎么样，咱干咱的干完了走人，有什么关系。尤其使吴玉萍比较放心的是她在桥头营住过，给她的印象还不坏，和老乡处得也比较好。当时有一个房东老大娘，非要认她做干闺女不可，吴玉萍不敢答应，怕单位知道了，上纲到搞封建拉拢又添新的罪状，可是大娘硬让儿子喊她姐。
那还是挨饿的年头，大娘知道她在别人家吃不饱，天天黑夜开会回来，枕头边不是用毛巾包着块热白薯，就是放着十几粒花生米。那是人人都难活命的年头，吃的东西多么金贵啊！吴玉萍有时吃着吃着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吴玉萍走后，那位刘大娘经常打听她的消息，有时还让儿子到县里去看望，送些花生红枣去。
有一次吴玉萍下乡离桥头营不远，特意去看大娘，大娘一把抱住了她，含着眼泪喊道：“我那儿啊！你可回来了。”吴玉萍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大娘知道吴玉萍的身世，对她十分同情，有一次在灯下教她纳鞋底，一边捻线绳一边叹气，对她儿媳妇说：“你姐是只孤雁啊！多好的人怎么偏偏摊上这么个命啊！”这一声孤雁，说得吴玉萍满心凄楚。大娘看到吴玉萍难过，马上又劝道：“儿啦！别难过，好人终究有好报，以后会有好日子过。”
“娘啊！还会有那一天吗？”吴玉萍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娘。吴玉萍哭了，大娘也哭了，娘儿俩抱在一起痛哭。大娘说：“老天有眼，不会老让好人受罪的。”大娘儿媳妇在一旁也陪着哭了起来。此情此景吴玉萍一直铭刻在心。只是由于这几年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不断升级，吴玉萍才断绝了与大娘的来往。这回又去桥头营，虽然这里已成了老大难单位，但是能和刘大娘再次相见，她心里暗暗高兴，所以她不像别人那样气愤和难过。
看老郝板着个脸不说话情绪不高，她以为是老郝怕担子太重有些为难，同时也觉得成强和黎娟这种不满情绪，对以后工作不利。便说：“要求换村，恐怕是不行了，桥头营我以前去过，干部们还可以，不知这几年咋搞的成了老大难。那里群众基础不坏，我也有些熟人，咱去了先好好摸摸情况，也许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难。”
“咱出来不少日子了，人们也该换换季回家拿点衣裳了。先让成强、黎娟回家去，你要取衣服也回县里去趟。了解情况不急，反正解决一个老大难，也不是十天半月的事儿。”实际上老郝是对朱一夫和公社不满，情绪不高，不想积极卖命了，想休整一段再说。吴玉萍说：“我的衣服都带来了，回县也没啥事儿就不回去了。”
进驻桥头营，他们本来做了很坏的思想准备。因为70年代干部下乡，已不像50年代那样受欢迎。从60年代开始，三年饥荒还没过，运动便接连不断，工作组下去不是折腾群众就是整干部，群众哪能不反感？不过工作组权力很大，停职反省、撤职，甚至关押，那是家常便饭，而且主要是针对干部，所以不欢迎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使工作组为难的事也时有发生。比如工作组背着行李进村，村干部躲了不给面见，没人号房也找不着人派饭。有的虽然安排吃住，但干部不配合工作总是不上前，谈情况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顺口说些假情况。
这次到了桥头营，却出乎他们的意外。工作组刚进村，大队支书早在那里等候，忙着帮他们卸行李搬东西，进屋以后，又是递烟又是倒水，十分热情。支书马永昌，不过四十出头，个子不高，白净脸胖胖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整天在地里干活的人。穿着一身蓝咔叽布中山装，虽然洗得发白了但还是整整齐齐。小眼睛眯缝着，不正眼看人，好像总是眯着个眼睛暗地里琢磨对方似的。进村头一件事，本来是介绍村里情况，可是支书说：“同志们大老远地来了，又不是一两天就走，忙啥？”闲扯了一会儿，门口就有人喊：“工作组在哪屋？吃饭了。”
四个人一起去吃饭，还没进院老远便闻着一股油香，夹杂着葱花炝锅的味道。成强连连吸了几口气，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小声说：“给咱啥好吃食？真香！”老郝回头瞪了他一眼，意思是老乡就在前面引路，你怎么这么没成色，一点不注意影响，成强立即低下了头老实了。
这顿饭确实不错，葱花脂油饼，外加一大盆鸡蛋汤。厚厚的一大摞油饼，一会儿就烟消云散，鸡蛋汤也喝了个精光。这是什么人家？老百姓多是白薯干子半年粮，吃顿好饭也就是玉米面贴饼子。一年才分个十几斤麦子，到这时候了哪里还有这么多白面？吃完饭抽烟的时候，老郝便问：“你家还有这么多麦子？”主人嘿嘿笑了两声，憨厚地说：“我家哪有麦子？分的那点麦子，麦收时吃两顿黑面馒头，过年吃两顿饺子早就光了。这是马支书从队上拿来的麦子，油、鸡蛋也是他拿来的，让我给工作组做饭。”老郝听了什么也没说。要给钱和粮票时，主人不收，说：“不是我家的东西，要交就交给队里吧！”
这顿饭吃得人们疑疑惑惑，不是老大难村吗？这样的好款待是什么意思？听着大家的议论，老郝一直闷头不语，只在最后才说了一句：“看看晚上的干部会吧！”在农村晚上开会，不论大会小会，一般都要集合很长时间。可是工作组刚进大队办公室，马永昌就领着一伙儿村干部来了。村支书一身二任，兼着村长，他一来就等于主要干部都到了。另外还有民兵连长、治保主任、会计和妇联主任。
当时村里还应该有贫协主席，实际是个有职无权的差事，有的村有，有的村早就有名无实了。支书说他们村原来的贫协主席免了，现在还没有选。各部门汇报完工作也就十来点了，进村头一次会，只是例行公事，相互认识认识，又加老郝情绪不高，心里早就盘算着回家歇歇，没提什么问题，所以什么重要情况也没谈出来。不过宣布散会后支书提出了一个问题，倒是给了人们一点震动。
支书说：“村子大，情况复杂，地富反坏右都有，不少人还有现行活动，另外还有些新生反革命，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你们黑夜少出门，白天最好也不要随便走动，要找什么人，了解什么情况，告诉村里一声，我们给你们找。妇联主任马翠花半农半医，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大队院里有间医疗室，她整天在那里，有事找她就行，很方便。”
原来以为这里班子不团结，看起来不像有多大的矛盾，村里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真是坏人那么多，连白天出门都要小心？吴玉萍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她和黎娟回到住处以后，栅栏门虚掩着，东屋的房东大娘早睡了，院里一片漆黑。因为刚吃完饭便去队里开会，她俩没来得及找手电，所以只有慢慢摸索着进屋，又摸索着点上了灯，铺好了被褥，刚躺下要睡觉，忽听得院里柴垛响，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柴垛里钻出来似的。
“有动静！”黎娟说着两人便重新穿好了衣服，侧耳倾听。如果是猫狗，会有叫声或是细碎的脚步声，要是有人也会有动静，可是听了一会儿什么声音也没有。两人以为没事了，正要脱衣服，又听见堂屋里的门响了一下，好像还是故意弄响的。黎娟这闺女胆子大，一个箭步跳到外间屋，大声喝道：“谁？你给我出来！”
吴玉萍急忙找出手电也到了外间屋，用手电一照门还关着。两人打了一个照面，黎娟指了指门，吴玉萍点了点头，两人便突然开了门，没敢贸然出去，只用手电在院里搜查，却什么也没看到。手电的光终究有限，就在手电光晃到一边的一刹那，栅栏门响了一下，像是有人跑出去了。她俩便赶紧去追，到门外却看不见人。
沿街是一溜茅厕，一家一个，他躲在哪里还不行？黎娟说：“他没走远，咱俩一边一个去找找。”吴玉萍说：“算了吧！他不想伤害咱们，找他干啥，让他去吧！”她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咱手里连根棍都没有，真要找着了，他和你打起来，咱哪是他的对手？
她俩回来把栅栏门关紧，又在院里察看，却见堂屋门旁有件衣裳，黎娟提起来一看已经破破烂烂，不知是什么缘故，有人把它扔到了这里。到屋里仔细一看，衣服上面斑斑血迹，虽已干了，但仍然看得清清楚楚。口袋里还装着一封信，信上写着：“工作组的领导：我儿刘国良冤枉，我儿是共产党员，贫协主席，复员军人，他们无灭（诬蔑）我儿是现行反革命，活活打死了。打死了才抬回来，衣服打烂了，全是血，便是铁证。可他们说是急病死的，上级调查几次，都是应付差事，不给解决。我家三代贫农，就这一条根，天大冤枉！可是他们不许我出门，不许我告状。求求工作组给我做主，村民刘赵氏下跪了。”
黎娟看完了信，吓得吐了吐舌头：“我的妈呀！这村可真复杂，闹神闹鬼的。现在又说打死了人，还有血衣，是不是吓唬咱们？进来的，是好人是坏人？”吴玉萍是个胆小的人，又经受过太多的刺激，骤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一下就精神紧张起来，一时说不出话来，稳当了一会儿，才回答黎娟的问题：“我看进来的不像是坏人，既不想伤害咱，也不是想吓唬咱。……”黎娟没等吴玉萍说完，便打断了她的话：“那他故意推门干啥？”吴玉萍说：“那是给咱们一个信儿，很可能就是这个人送的血衣，怕血衣和信落在别人手里，让咱们取回来。”
“吴姐！你说这信是真的吗？村里竟敢公开打死人？”吴玉萍是个善于思索的人，她想了想：“从今天晚上的事件和进村一天的情况分析，这村表面很平静，实际内里可能很复杂。从血衣和信上说的情况看，死人的事很可能是真的，至于为什么，可就难说了。”黎娟嫌恶地把地上那件血衣往旁边踢了踢：“死人的事咱也管不了啊！明天把它交给支部算了！”
“那还行？你知道这事和谁有牵连！”吴玉萍急忙说。“要不交给公社。”黎娟说。吴玉萍又说：“那也不行。你没看信上说上级调查几次了，都没解决？交给公社，不是又把写信的人推到火坑里去了吗。”黎娟说：“你说咋办，咱还能管这事儿？”
真是有打死人的事，工作组当然应该解决。可是吴玉萍没有马上回答，她知道老郝现在肯定不愿意陷在这泥窝里，自己这摘帽右派、劳改家属身份，解决这类老大难，岂不是难如登天？不过她想到自己和白刚的遭遇，白刚多次告状，有人知道确有冤情，却没人敢管，自己不是也恨那些人见死不救吗？
现在自己有了这点权力，有人活活被打死告到你名下，却根本不管于心何忍？便说：“工作组怎么不应当管？有人冒着危险给咱送血衣、写信，这是老百姓对咱们的信任，能推出去不管吗？”黎娟不服气地说：“吴姐，咱可管不了啊，村里都敢打死人，闹不好连咱们都危险哪！”
吴玉萍不知老郝同意不同意管这事，她也没个准主意，但是觉得必须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好，便说：“怎么办以后再说吧！这事儿我们得对告状的老百姓负责，要绝对保密，不要对外人说。信和血衣要好好保存起来。”黎娟嫌弃地把衣服踢到了墙角：“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衣裳，沾了那么多血，脏乎乎的，我看了都害怕，先扔一边吧！”
“那可不行。别人看见不就暴露了？咱办不成事儿也不能坏了人家的事儿。”吴玉萍从挎包里找出两张旧报纸，把衣服包好，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觉得放在哪都不合适，最后狠狠心包在了自己的衣服包里，放在自己脚头的褥子底下。把死人的血衣包在自己衣服里，她也腻味呀！可是为保密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研究工作时吴玉萍汇报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成强一听就嚷嚷开了：“这可是大事情，把贫协主席打死了，谁干的，咱可得查清楚。”老郝马上说：“这事现在不能查。经了几回工作组没解决，咱能陷在这里头？”吴玉萍试探地说：“是不是先了解了解情况？老百姓信任咱们，有名有姓的申冤告状，咱也不能不管哪！”老郝仍然不想管，但碍于吴玉萍的情面，只好退一步说：“了解情况也得小心点，别拿这个当主要事。顺便了解下情况，要查也得放在后期。”老郝同意让吴玉萍好好保存血衣，不要交出去。
斗批改工作组进村，大体上都是这样的程序：召开干部会，群众大会，宣传大好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讲工作组进村的目的、任务。头三脚就算踢得差不多了。下面便是深入各生产队揭发问题，梳梳辫子，确定重点问题，这些工作就可松可紧了。最后是解决重点人问题，整顿领导班子。
开完大会参加了各队的学习发动，老郝本来想让成强、黎娟回去两天，看到村里这个复杂情况只把成强放走了，让黎娟留下给吴玉萍做伴儿。然后他也骑车子回家了。临走告诉吴玉萍先摸摸情况别采取行动，一切等他回来再说。就这样把两个女将扔在了村里。
吴玉萍从十七岁进省级报社，不久就在农村组当组长。独来独往在农村到处跑。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在县农林局还是经常下乡。对农村工作并不发怵。只是这特殊身份限制了她，虽说帽子摘了，仍然有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不知哪天又会落下来，工作不敢放开手脚。老郝也是关心她，给她吃了定心丸，告诉她工作不要急，实际是让她休整，守着摊子就行了，尤其是不让她管死人的事儿。
不过她心里总是放不下，觉得对老百姓的疾苦、冤枉不能不管。既然告到自己头上，又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怎么能漠不关心，不闻不问呢？当然这会有风险，还可能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但是经过这些年的磨难和打击，她恨透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那些口是心非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人，那些不关心群众疾苦，一心保乌纱帽的人。轮到自己头上，对群众的疾苦，对那些为非作歹的人，能够只考虑个人得失视而不见吗？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决心冒风险了解个究竟，真有冤情就要去管。
吴玉萍本来一进村就想去看望刘大娘，决定管这件案子以后，更想去找大娘摸摸底，但想到万一调查的事让村里知道了，惹出麻烦来，他们会首先怀疑大娘，对大娘不利。所以便采取了迂回的办法，她先和黎娟一起去串百家门。可是拉家常里短时人们还有说有笑，一问到村里的事情，刘国良咋成了反革命？人们便不敢说话了。
慢慢她摸出了一个规律，不敢说话或变颜变色的多是姓刘的，说好话的多是姓马的。她早就知道村里马、刘两家多年不和，只因自己以前到这村是推广农业技术，所以感触不深。这几年运动不断，两姓之间的矛盾又加深了。
刘大娘她们是不得势的那一派，她要去就更得加倍小心了。这两天她们漫无目的地串门，马翠花每天还都来看看，而且带有警告地说：“支书不是和你们说过就是白天也不要随便走动吗？村里复杂，你们还是小心点，出了啥事，对大伙儿都不好。”吴玉萍只是敷衍说：“光在家里怪闷得慌，郝组长不在，我们也不想干什么，随便走走散散心。”
跑了两天之后，虽然了解到刘国良确有其人，成了反革命，而且死了。但是进一步的情况，什么也了解不了，必须找刘大娘摸摸底。村里情况复杂，这两天她和黎娟形影不离，谁也没敢单独行动。找大娘的事，她不想让村里知道，便和黎娟说：“今天我想单独出去一下。你留在家里洗洗衣服，我也把衣服泡上。马翠花来了，你就说我们一起洗衣服来，老吴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黎娟马上反对：“那还行？你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这两天咱不是一直出去吗？她来她的，咱不在，她又咋的？”
“我今天要找的是个熟人。又是刘家的人。我不想让村里知道，怕连累了人家。你在家里，说咱今天洗衣服，不至于引起她的怀疑。”吴玉萍不得不实话实说了。黎娟还是坚持她的意见：“那不行，你万一出事怎么办？她怀疑她的，咱又没干坏事。”吴玉萍迟疑了一下说：“再说你和那家不熟，去了也不方便。”黎娟说：“好啊！吴姐，原来是不信任我呀！”她气得把头一扭，嘴噘得老高。
吴玉萍看到黎娟那伤心的样子，没了办法，便说：“娟！大姐怎么会不信任你呢？好，咱俩一起去，马上就走，省得马翠花看见不好说。”黎娟笑了，两个人装着闲溜，转了几个圈子，最后看看周围没人，才迅速进了刘大娘的家。大娘正在炕上做针线活，见吴玉萍进来，马上从炕上下来，笑笑说：“闺女呀！你可来了。”然后又把脸一板，嗔怪地说，“早听说你到村里了，怎么才来，我还以为把大娘忘了呢！”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花，忙扭过头去，扯起了袄襟擦眼泪。
“大娘，哪能忘了你呢！一听说让我们来桥头营，我的心就跑到大娘家来啦！”大娘说：“那你为啥早不来？”吴玉萍思索着不知道这话该咋说好：“大娘！我是怕……”说轻了大娘不相信，说重了又怕引起大娘担心，所以欲言又止。大娘说：“你们工作组还怕谁？进村不就是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嘛！”
吴玉萍不好再解释，所以便主动说：“今天来就是想和大娘多呆会儿，我上炕。她年轻，跳哒惯了，炕里坐不惯，就让她在炕沿儿上吧！”唠了一会儿家常，有说有笑，谈得挺高兴。然后吴玉萍把话锋一转：“大娘！你们村有个叫刘国良的吗？”大娘唉的一声叹了口气：“有啊！人死了。”
“咋死的呀？”吴玉萍试探地说。大娘立即十分警惕：“你打听这个干啥？”吴玉萍没回答大娘的问话，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听说是让人打死的？”大娘有些变颜变色：“是上级派你们来调查的？”
吴玉萍看到大娘没有否认是打死的，又加上大娘那种害怕的神气，她肯定人是真的被打死了，所以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不！是我想了解了解。他是怎么死的，你老知道吗？”大娘担心地说：“闺女呀！不是大娘不告诉你，这事你可别管。别说上级没派你调查，就是派你你也管不了。”
“为啥呀！”黎娟着急了。大娘说：“孩子啊！一句两句可说不清啊！”大娘瞅了瞅吴玉萍说：“村里就住着你们两个妇女？”吴玉萍说：“不！我们来了四个人，还有两个男同志。”大娘有些疑惑：“那他们怎么不出面？”吴玉萍说：“他们俩回家了。”
“就你们两个闺女家就更别管了，要管也让他们男的去管。”大娘凑到她俩跟前，惊恐地小声说，“不是大娘吓唬你们，这可是个大马蜂窝，捅不得呀！”
吴玉萍听得出来，大娘对内里的情由是清楚的，知道死者冤枉，只是由于担心她们的安全，或者还有自己不愿卷入这种是非，不肯告诉她们。所以便不直接追问死的情节，采取了迂回的办法：“大娘，这事他们家里就不告状吗？”大娘说：“谁说不告？他娘都快气疯了，愁瞎了，到处告啊！可是来了那么多工作组，不是也解决不了吗？他家就有一个老娘和一个没出阁的妹妹，能有啥法儿，娘儿俩整天哭啊！”大娘一边说着，一边唉声叹气。
吴玉萍看出了大娘对死者家属深深地同情，便进一步说：“村里这么多人，就没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大娘叹了口气：“唉！人家马家是村里大户，人多势众，现在村里干部多是马家的人。刘家也算是大户，不如人家人多。原来也有人当过政，都让人家整下来了。就留下了一个刘国良，有职无权，说话啥也不顶，还落了这个结果，刘家谁还敢出头啊！”
“那马家那么多人，就都不讲理？”吴玉萍知道马、刘二家向来有宿怨，但是她认为将来要解决问题还最好有马家的人出来说话，证明才能过硬，不知能不能找到这种人，便探探大娘的口气。大娘说有是有。说了以后又后悔了，马上改口说：“人还能都一样？也可能有吧！可是马家刘家老辈子便不和，现在人们又怕惹事，再说说了也不顶事，谁愿意出头啊！”
绕着弯子说了半天，也没说到正题上。黎娟早着急了。她也看出来了，大娘是知道实情的，而且也看出了大娘和吴玉萍感情很深，非同一般。便说：“大娘！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我吴姐吗？刘国良咋死的，你老就告诉我们吧！我们绝对保密，绝不连累你老人家。”
“姑娘啊！这么说你就把话说远了。”大娘笑笑说，“你吴姐既带你来，大娘还能信不过你吗？大娘是心痛你们哪！你姐是只孤雁，你是个没过门的闺女，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咋好啊！孩子啊，村里的复杂情况大娘了解得深啊！正因为这样，才不忍心把你们往火坑里推呀！你姐不像你，你有爹有妈有家，干不了顶多回家，还有爹娘照顾着。你姐她不光是只孤雁，还有个离不开娘的孩子，她男人还在村里受罪，也仰仗着她呀！再有点闪失，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她够难的啦！闺女呀！咱得为你姐想想啊！”
大娘这一席话，说得吴玉萍泪珠儿一串串地往下掉。她一哭，大娘和黎娟也都哭了。哭的感染力比笑要强烈得多，尤其在妇女当中，就像传染一样，有一个人伤心地哭起来，很快就会引起别人恸哭。在共同的痛苦中，就更是如此，一时间，谁也没法说话了，都哭了起来。吴玉萍要不是当着大娘和黎娟，她真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
自己从小就为革命为群众拼死拼活，可是竟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家不成个家，孩子扔下没人管，自己还处处受人歧视，丈夫仍然在冤枉和痛苦中熬煎，看不见个出头之日。想起来有时真心灰意冷，可是能因为自己的不幸，就对群众在痛苦中的熬煎不管吗？对国家的灾难自己无力回天，可是摆在眼前自己能做的事情，怎么能撒手不管呢？
吴玉萍擦干了眼泪坚定地说：“大娘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也真说到了我的心坎儿上。我自己好赖都不怕，有时我真想自己死活都无所谓，可是我就惦记着那爷儿俩，他们再也经不起打击了。可是我也不能只想自己的家呀！人家的儿子被活活打死没人管，这当娘的该有多难受啊！坏人这么胡作非为没人管，老百姓能活得舒心吗？当干部的看见这些事情却漠不动心，先不说他有没有责任心，还有点人味儿吗？大娘，我想好了，我一定把这事了解清楚，你就帮帮我们吧！”
说到这里，大娘突然自己哭了起来，哭得十分悲痛。弄得两个人莫明其妙，吴玉萍赶紧说：“大娘，你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吗？”大娘说：“闺女呀！难得你有这片好心。你觉得我不想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吗？我比你们还急呀！你们知道死的是谁？我的亲外甥啊！他妈是我姐呀！”大娘哭得越发伤心了。大娘直率地说：“你们斗不过人家。俩闺女家，哪是他们的对手？再说，调查这么多回了，一回回的都偏向人家，硬说我外甥是反革命，得急病死的。还弄了个法医的鉴定。你们两个闺女来调查，谁还敢告诉你们实情？”
“大娘，这么大个村，就没人敢说个直理？”吴玉萍不相信群众中就没有坚持正义的人。大娘说：“有人敢说怎么样？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公安局的来了，还问过我呢！说刘国良是不是反革命？我说不是。他们说人家都说是，你说不是有什么证据？我说你们说是有什么证据？他们说他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有他的口供，他还按了手印，这就是证据。我急了，他们家三代贫农，毛主席领导穷人翻了身，他家才过上好日子，他又当了多年兵，回村当了干部，他怎么能反对毛主席？他们嘿嘿冷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元帅、国家领导人，不是也有不少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吗？我说那口供是他们逼的，他是被打死的。他们说你见了？我说听人说。他们说那不足为凭。再说反革命哪有那么容易甘愿投降的？教训教训他也是情理之中嘛！我知道你们是刘家一姓，还有亲戚关系，你也是贫农，可要和他划清阶级界线，包庇反革命，可没好下场。”大娘又哭了起来，“县公安局都这样，你们还能整得清吗？从公安局下了结论以后，那一伙人更不可一世了，经常在大喇叭上广播：谁包庇反革命，与反革命同罪，小心你们的脑袋。连他娘现在都不敢说话了，别人谁还敢出头说话呀！闺女，你们可千万别启动了。”
黎娟没主意了，她没想到连公安局都向着人家说，还有那么多证据。这个一向快嘴快舌的闺女，也没话说了，看看大娘，又看看吴姐，一脸的无奈。吴玉萍也感到压力很大，事情比她想象得更复杂，可是心里也更气愤了。觉得这还有好人的活路吗？于是下定了决心：“大娘，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再有证据，也都是假的。你老既然知道实情，就帮我们把事闹清楚吧！别说是你老的亲戚，就是个一般人，也该帮帮我们。”大娘说：“闺女，我把复杂情况都告诉你们了，住手吧！你想想，死的是我外甥，我不心痛别人，还不心痛我姐吗？可是再心痛，我外甥终究是死而不能复生了，我不能护着死的，我得护着活的啊！大娘实在不忍心把你们两个好闺女往火坑里推呀！大娘本想留你们吃饭，是为这事来的，大娘也就没法留你们了，说得不少了，你们走吧！”大娘连推带搡地把她们送出了门外，她自己却含着眼泪，没敢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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