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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荒村24 白石 冯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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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卷第二天的一大早,吴玉萍她们还没起,成强便来急促地敲门。黎娟说:“啥事,这么急,我们还没起哪!”成强说:“快穿衣报!有急事。”她俩穿好了衣服,黎娟去开门,对成强说:“火上房了?看你风风火火的样子。啥事?”成强一进门便紧张地说:“昨黑夜你们这儿有啥事没有?”这话问得黎娟有点发毛,神经有点紧张:“没有啊?咋的咧?”

  “我们那儿出了事儿。”成强气呼呼地说,“这些王八蛋真不是好东西,搅得我们一黑夜也没睡好觉。睡着不大会儿,就听见窗户纸沙沙地响。起先还以为是下雨了?坐起来一听不像,是有人扔沙子,一会儿小石头子也上来了,有的还砸到屋里来。我们俩小声说别说话,咱出去抓他个狗日的。我出门一下摔了个屁股蹲儿。郝组长拉起我来说怎么啦?接着他又说:唉呀,啥东西?踩我一脚。我俩拿手电一看,是一大摊稀牛屎。”黎娟不由得笑了起来,立即又觉着不对劲儿,便板起脸来说:“这算什么,别说扔沙子,扔石头我们早都挨过了,你看我头上的疤。”接着又问,“人你们追着了没有?”成强说:“追个屁呀!连个影也没了。”

  叫吃饭了,饭桌上沉默无语。没有每天的说笑声,也没有每天那种风卷落叶狼吞虎咽的咀嚼声。好像每个人都在想着心事,这种沉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吴玉萍小声对老郝说:“你说怎么办?”老郝没回答吴玉萍的问话,却吩咐说:“成强!看看过堂屋有人没?”成强掀开半截门帘摆了摆手:“没有!”老郝这才回答吴玉萍的问题:“吃完饭我找马永昌,这还行?坏人这么猖狂。”成强现在想起来仍然气得咬牙切齿:“你们说这是谁干的呢?逮着他我非整出他稀屎来不可!”黎娟不加考虑地高声说:“那还用问?马永昌手下人干的呗!”

  “喂!小声点。你是喊啥?这事儿可不能乱说。事实弄清以前,还不能下结论。”老郝严厉地警告说。吴玉萍说:“我看这是冲着咱们调卷来的。”老郝不太相信:“不一定吧?这案子公社、县里都定案了,咱看看卷怕什么?”吴玉萍说:“他们心里有鬼,怕露了馅啦!”老郝觉得马永昌对他们这么好,什么工作都支持,他能办这事儿?便说:“这村复杂得很,还难说。”

  吃完饭回到住处,黎娟先进屋,一进屋便喊了起来:“吴姐!你快来看。”吴玉萍一进屋便愣住了。被窝被翻了个乱七八糟,卷宗袋里装的汇报底稿等都扔了出来,弄了个七零八碎。其他笔记本、纸张也扔了一炕。很显然这次搜查就是冲着卷宗来的,幸亏吴玉萍把全部材料带在了身上,他们才没有得逞。

  两人正在发愣,成强又慌慌张张地来了,还没进屋就说:“这些王八羔子真不是东西,把我们的东西都翻了。”黎娟噘着嘴生气地说:“你看看我们这儿!组长还说不能下结论。这么明目张胆地整咱,不是马永昌还有谁?”成强仍然同意组长的意见:“你也先别下结论。你们快收拾收拾,组长说马上开个支部会,问问马永昌。收拾好了,马上去大队。”

  支部会开得紧张而热烈。老郝情绪激动地连着问了马永昌几个为什么?为什么搞了“一打三反”试点以后村里还这么乱?为什么连续发生滋扰搅闹工作组的事件?为什么有人这么大胆子?是什么人干的。他的本意是追查马永昌的责任,暗示他可能参预或是纵容了。

  “你问我村里为什么这么乱?”想不到马永昌却追问、责备起工作组来,“你问问他们大伙儿,工作组没进村发生过什么事吗?你们刚来那几天,不是平安无事吗?我不是批评各位,你们来了也不少天咧!对村里情况还没摸透,不客气地说还没入门。宗族派性在这村是个大问题。我前后在村里当干部多年,是一碗水端平的,总想搞好团结,有人他不这么看,总是想挑起宗族矛盾混水摸鱼。好容易‘一打三反’后安静下来了,可是你们来了却陷入了派性。说是深入群众,却一头扎到刘家的圈子里。有事不依靠支部,不照干部的面,净找了一些什么人?你们心里清楚。”

  谈这几天的情况,多是黎娟说的。老郝和马永昌起初几轮的交锋,吴玉萍也没有插嘴,她知道和这人是谈不出个结果的。现在马永昌明显是冲着她来了,而且把责任全推到她身上,她就不得不说话了。虽然心里气得直打颤,两手也有点哆嗦,但还是尽力抑制住自己,强笑了笑:“马支书说的不是实情吧?你说支部让妇联主任马翠花和我们联系,我们不是天天见面吗?我们还到你家里去过,你还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怎么就是不照干部的面?怎么就不依靠支部了?”

  马永昌看看这一条站不住脚了,马上反驳说:“你们说是深入群众,一头扎到刘家圈子里,这是事实吧?”

  “说我们一头扎到刘家圈子里,马支书有统计?你查查我们是到马家的次数多,还是到刘家的次数多?我们经常是有门就进,不分刘家马家,我没记录但是我觉得去的多是马家,怎么就扎到了刘家圈子里?马支书要是不信,咱可以一家家的去核对一遍。”吴玉萍说得有理有据,论去的人家总数中,确是马家多。把马永昌的嚣张气焰一下打下去了。当然马永昌指的是吴玉萍夜间偷偷找的那几个人。可是这话又说不出口,找的那些人他可能有耳闻,但也不全知道找了谁。其实其中就有两三个马家的人,包括他身边的打手。

  老郝听了马永昌对工作组的责备以后,本来有些为难,因为他知道吴玉萍找了不少刘家的人取证。他也不满意她这么做,听马永昌一说觉得理亏了,很有些尴尬,当下没说话。听了吴玉萍的反驳以后,才理直气壮起来:“我们工作组普遍接近群众是应该的,我们不能分谁是马家谁是刘家,都是基本群众,为什么刘家就不能接近?”

  马永昌说:“你们觉得接近谁无所谓,可是有人不这么想。你们去的还有刘国良那个反革命的亲戚。谈的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她们有了仗恃嚣张起来了,听说她们还偷偷集会串连。郝组长问我这些事究竟是谁干的,除了他们还有谁?不是让我们追查吗?要追查很快就可以破案,就看你们敢不敢让不让了。”马永昌叫起阵来了。

  “是谁干的你们知道吗?”老郝半信半疑。马永昌说:“这些事我们心里都有个大估摸。祖祖辈辈在这村里,当了这么多年干部,说句笑话吧!谁身上长多少虱子,一顿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清清楚楚,这点事还不是心里装着?要真想追查,我马上就可以把人抓来。”马永昌得意洋洋。

  老郝知道他要动手就准是抓刘家的人了:“光估摸不行,要调查研究,要有证据,凭怀疑随便抓人是不行的。”马永昌说:“在农村可不比在机关,什么一丁一卯地要求,就什么事也别想办。要让我们破案三五天准能弄清楚,要是这也不许那也不准,我们可就没法了。”半天没说话的治保主任说话了:“要是这样,我们也没法保证以后这种事不再发生。”这简直是威胁。

  老郝也听出了这种话的味道,可是又不能斥责人家,因为还得和他们商量着解决这件事啊!只好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装作没听出来一样:“你们说是刘家那些人干的,既然他们觉得我们接近他有了仗恃,他们还糟害工作组干什么呢?”老郝觉得这是从逻辑上给马永昌出了一道难题。

  “嘿!这话说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故意给村里找事啦!你刚才不是问我们为什么村里这么乱吗?这正是他们的目的,给我马永昌脸上抹黑,上眼药啊!”老郝没想到自己的难题没难住马永昌,他却在这儿等着。便只好退一步:“除了刘家故意捣乱这一条以外,你们想想这些事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可能呢?”

  “我的郝组长!别再犹豫了。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哪有那么多的另外可能?我说句大话放着:只有这一个可能,你放手交给我,最后要不是这个结果我把脑袋输给你。再不下决心,我可就没办法了。”马永昌捶胸顿足,态度十分诚恳,半是祈求,半是威胁。

  吴玉萍看到他们步步紧逼,老郝一再退让,就是逼着工作组抓刘家的人。要抓谁她心里也是清楚的,准是给她提供情况的人,她再不能沉默了。这样僵持下去,不仅没个结果,老郝还可能上当。便鼓了鼓勇气,他们不是点我吗,我也该敲敲他们了:“马支书,自古官断十条路。现在还没有一点眉目,只凭着一点怀疑,就断定只有一个可能要抓人,这不好吧?从翻我们东西的情况看,是企图找案卷材料。是不是村里有人不满意这件事瞒着你……”这话有点犹犹豫豫,故意说得很慢,一边说一边查看着马永昌的脸色。她想这话已点明了,是村里班子里有人捣鬼。虽然把他择了出去,他心里明白也会惊慌的。

  “案卷,什么案卷?”马永昌却故意装糊涂。吴玉萍万万没想到马永昌这样沉着。

  老郝一看这事说露了,便解释说:“是这样,村里有人问起刘国良的事,我们不清楚,便把案卷要来,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问题,今天就把卷送回去,没别的意思。”

  “啊!还有这回事啦!那你们不早说。”马永昌如大梦初醒似的说,“这就更清楚了,准是刘家的人干的。吴同志的意思是怀疑干部里有人捣鬼?”他哈哈大笑,“刘国良的问题在我们心里装着,材料、证据也是大队整理上报公社的,你说我们要那些材料干什么?再说了,这案子是公社、县里定案的,只要是领导们来了,谁爱看谁看,我们怕啥?正是刘家的人,整天想告状想翻案,他们削尖了脑袋想打听档案里有什么证据,是谁揭发的。就是打听不着。他们的告状信都转到公社了我也看了,都是给刘国良丑表功,说的问题驴唇不对马嘴。你说上级还能相信他们?现在知道档案在你们手里,还不是拼命地想弄到手,你们说这偷档案的不是他们是谁?”他故作惊恐地大声说,“档案是不是偷走了?让他们偷走那可是个大问题呀!”

  马永昌说得头头是道,老郝也没词儿了,只是慢吞吞地说:“档案倒是没偷走。我们打算吃完饭就送公社。”他也说了个假话,给工作组打了个圆场。吴玉萍看到马永昌这种狡猾奸诈的表演,肚子里气得鼓鼓的,觉得既然捅了这个蚂蜂窝,就不能再让他演戏欺骗大家了,可是说话态度还是缓和的:“马支书!这档案刚拿来,一般老百姓怎么就知道了呢?”她觉得这个问题马永昌不好辩解了吧?

  “哎!吴同志你这话可就不对了。”马永昌把脸一变,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说这事儿是村里干部们干的呗?你们当领导的说话更要负责任。说我们随便怀疑人不对,你怀疑村里干部们有啥根据?你是觉得我在公社里有熟人是不是?不错,我有很多熟人。可是这事儿他们也犯不着给我通风报信啦!刘家县里公社里也有很多熟人,要不凭啥刘国良刚复员回来就当上了支部副书记?没熟人行吗?”马永昌越说越激动,说着说着在屋里走起遛来,简直像是高级领导似的教训起吴玉萍来,“我听说吴同志有文化理论高,可是农村这事儿你还不了解,可比机关复杂多了。你对农村不太了解我不怪你。”

  幸亏他还不知道吴玉萍是个摘帽右派,要是知道还不知道要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停了一会儿,他突然站定,大声喊叫着:“要换个别人随便怀疑我们干部,我豁着这个支部书记不当也饶不了他。”这简直是威胁了。弄得一屋子的人鸦雀无声,空气都好像凝住了。他看着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又主动缓和了下来笑了笑:“我刚才多说了几句,吴同志可别见怪呀!我一个庄稼人,不会说话,说得对不对你们几位多原谅。”

  工作组的同志都知道他在演戏,在说假话。黎娟气得咬牙切齿,成强恨不得上去扇他几巴掌。老郝觉得这人也太不讲理了,硬拿不是当理说。可是他又不愿意一下子和村里闹僵,觉得那样以后更不好工作了,所以一时也没说话。吴玉萍觉得这人干尽了坏事,还倒打一耙,对人栽赃陷害,任这种人猖狂下去真是没有天理了,气得脸都黄了。觉得不能让这种人洋洋自得地演独角戏,这样嚣张要是没人反驳,人们更会觉得他有理了。反正这种人想和他愉快合作也很难,只有揭揭他的老底了。

  她强压抑着自己的激动,想笑也笑不出来,最后仍然是气呼呼地说:“照马支书这么说,这些天发生的这么多威胁、骚扰工作组的行为,村里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呗!我们一出去,就有人跟着,我们刚一进屋,就有人用大砖头砸我们,砖头、石头像雨点一样,绝不是一两个人干的,大清白日我们刚出去吃饭,一顿饭的工夫,就把工作组两个屋的东西全搜查了一个遍,这都是刘家人干的?他们在村里就这么大胆?退一步讲就说这是刘家人干的,前些天你是知道的,我们在村住着,硬说工作组全走了不给派饭,这也能说是刘家人干的?……”

  还没等吴玉萍说完,马永昌吃不住劲了,强笑了笑,打断了吴玉萍的话:“吴同志!派饭的事是派饭的忘了,那天不是说清了吗?”

  “我们找他去还不给派饭,这能说是他忘了?他说是有人通知他工作组撤了,谁通知的他?”黎娟早就憋不住了,这回可得了说话的机会。原来郝组长不在时,吴玉萍和黎娟曾经因不给派饭挨过饿,不过吴玉萍也使出了一招“绝活”,就是跑到马永昌家吃了一餐不用派的饭:红小豆大米粥。

  马永昌不高兴地狠狠瞪了黎娟一眼说:“是那狗日的瞎咧咧,我已经狠狠剋了他一顿。事早解决了,还有啥可纠缠的?”

  吴玉萍觉得这人也太无赖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便说:“马支书!搜查工作组的事,你说是刘家的人干的,只是个估计。我却有证据,可以清楚地告诉你,那些人不姓刘,姓马。你想想,大清白日的去好几个人搜查,又正是吃饭的时候,人们都在村里,能没人看见吗?看见的还不只一个人,我吃饭回去一路上好几个人都告诉了我。”吴玉萍的确从房东和邻居那里了解到那些人是谁,可是她知道还得在这村工作,原来不想说。老郝也不同意和党支部闹僵。现在看他步步进逼,便只好摊牌了。不过仍不想闹到决裂的程度,还是留有余地,便退了一步:“马支书!我看这些人是谁就不说了吧?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算是误会谁也别说了,真要闹起来,上边知道了,对你对村里都不好。只是今后这事可不能再发生了。不管这些事是谁背着你干的,你都有责任,你说对吗?”

  吴玉萍这一杠子把个嚣张不可一世的马永昌打闷了。他本想让吴玉萍说出那些人是谁,可是又一想真要说出来怎么办?一口咬定不承认,人家找县公安一介入,又找出证人来,那不就露馅了?她不是说那是误会吗?那就算误会吧!可是就这么承认误会不就承认是村里干的了吗?一想不行,便又来了个撒泼的办法:“既说到这儿,吴同志!可能有啥人有误会,我非得把这件事查清楚不可!”吴玉萍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个下台阶:“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既然是误会,过去也就算了吧!”

  老郝本来觉得这事很难办了。现在看到事情有转机也高兴了:“过去的事就算了,都不要提了,咱们同心协力,把以后的工作搞好。可是有个要求:今后保证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一定得保证工作组的安全。”

  “我也有个要求:这村复杂,黑夜除了村里开会,各位千万别出去乱转。我们有个照顾到照顾不到的,出了事我可没法负责任。如果这条做到了,我让民兵夜间加强巡逻,保证不会出事儿。”马永昌看到难堪局面已经过去,便又硬气起来,他的目的还是限制工作组秘密调查刘国良这件事情。回到住处工作组又继续开会,觉得这事总算告一段落,不会再出什么事了,几个人又高高兴兴地研究开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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