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近乎废弃了的羊肠小道，顺着他一直走，就能够到匡山深处去。少年时的李白，就沿着这条路，进匡山读书去了。
许多年过去，这条朝露未干的野径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太白小径”。
一千六百年后的这个清晨，这条路上只有一个我，小心走在湿透了的碎青石路面上。羊肠小道依然像是快要废弃了的模样，显然很久没有人来过了。我幻想着找到当年李白入山时的脚印，能够让我赶上他的步伐，看一看他的模样。但整个空旷的山谷里，只有我略显得孤独的脚步声而已。
我要从这里去找寻一个可能永远找不到的李白，正如当年的李白希望从这里开始寻找他那虚无缥缈的未来一样。
一
匡山深处，有一个赵蕤，李白要去找他。
赵蕤是一个有名的纵横家。苏頲《荐蜀中名士疏》里说，当时的蜀郡有双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但如果要用词准确一些的话，赵蕤其实是一个纵横术家。因为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固然没有什么关于纵横术的著作流传，却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诸侯之间，成就了自己的一世伟业。赵蕤专门研究纵横术，却担负着隐士的名声，一生没有把自己的纵横术付诸使用，因此他只能算是一个纵横术家，也就是现在的学者。
我在新旧唐书里都没有找到关于赵蕤的传记，只有《新唐书》的艺文志的杂家一类，看到过一行字：“赵蕤，《长短要术》十卷。字太宾，梓州人。开元，召之不赴”。后来孙光宪大约看过了《长短要术》，在《北梦琐言》里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又发挥了一下，但也不过寥寥数十字，主要是对《长短要术》作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了《长短要术》，关于赵蕤也是根据《新唐书》发挥的。除此三书外，我所知道的关于赵蕤的历史纪录到此为止，剩下的就是传说了。
传说里，他是一个看破世情的高古之士。皇帝三次下诏招他入朝为官，他都不愿意去。这样的传说当然是从唐书那“召之不赴”四个字衍生出来的，只是民间的传说往往喜欢夸大其词，唐书的一招不赴大约显示不出赵蕤的高古，所以他比姜太公和诸葛亮还要难请，高古之极。除此之外，他的传说就只剩下和李白的师徒关系了。
我相信他是一个纵横术家，因为《长短要术》是现在还是可以看到书。走入书店的“古代经典”专柜，此书必定与厚黑学著作放在一起，或者和《上海大哥杜月笙的权谋智慧》之类的名著放在一起，而出版商必要在其扉页印上“官场权谋术”、“商场权谋术”之类的前缀，并且标明乾隆皇帝、毛泽东先生等都很爱看的好书。
但我致死不能相信他是一个三招不赴的隐士。理由很简单，因为我相信了他是一个纵横术家。所谓纵横术，现在也叫厚黑学，像我这种没有学问的人，直接就叫阴谋术了。如果这个确实算得上一门值得学习的技术的话，无论是算计邻国还是算计别人，绝对是入世的本领，并且要比其他任何学科都要靠近人。研究这种学问的，前面的苏秦和张仪都是代表，两个人都是一幅利欲熏心、见利则喜的小人模样，哪里像赵蕤这样，成了高古的隐士？因为成了隐士，阴谋就没有用了；而在这样山明水秀的匡山里，却在处心积虑地研究怎么算计别人，也不算是隐士该做的事情。
还好我要探访的是李白，所以关于赵蕤是否是隐士的讨论就此结束了吧。
二
遥想当年，从我脚下这条路进山的李白，不过五六岁而已。这条路他一共走了十年，风雨无阻[①].稍微懂一点现代科学的人，都知道人的儿童、少年两个时期对于人生的意义。人在这个阶段所接受的知识、观点和所经历的事情，是其自身知识素质和其由人生观、价值观组成的人格形成的最关键因素。而且，人的人格基本上在这个阶段形成以后，此生就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了。
正因为这个阶段如此重要，我不得不说李白成为赵蕤的学生，是他一生的不幸的开始。正因为这个阶段主要跟着赵蕤学习，才导致了后来李白不具备盛唐其他诗人那样的正统教育下的知识，使其一生没有参加科考的能力，而只能依靠引荐和朝廷选士来获取参与仕途的资格。更重要的影响，则在于赵蕤的权谋之术给李白的人格造成了缺陷。
说到这里，就又要回到匡山里那个隐居的“学者”赵蕤，和他那本《长短要术》的书上来了。
先说一说此书所获得的荣誉吧。虽然荣誉中没有中国学者人人欲得的诺贝尔奖，或者普林斯顿大学奖章，但秦汉以来，中国诸多著作中敢用“经”字的，除了《六祖坛经》外，只剩下这本《长短要术》的别名《长短经》了。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反经》，找了号称“正经”的《资治通鉴》作参照物，显然是说此书和《通鉴》一样，都是帝王之术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有读者曾经看到过这本书，就会发现此书如同一个水果拼盘，把各家（例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甚至阴阳家的相术等）过去的一些关于计谋（有治国、待人、为臣之道等）像简报一样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列成一本书。治国为臣的理论，古代的士大夫已经有四书五经读不完了，不会看上这种拼盘的；因此他所能够使用的范围，基本上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设计上。而且，赵蕤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出现自己独到的纵横术理论。在看此书时，几乎所有的观点，都能够在其他的著作上找到原本的证据。所以，如果需要说得好看一些，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否则这就是一本教学用的参考资料而已。
赵蕤是杂而不精的伪学者，跟他学习了十年之久的李白看似什么都懂一点，但却没有太深厚的阅读基础，作不出符合科考取士时所订立的“典雅”的标准——儒者所谓的典雅，决不是李白的诗中那种锐意飞扬、个人色彩浓厚的华丽词语，而是建立在深邃的阅读和思考基础上的一种气质表现，文辞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这种知识积累的事实，我认为是导致了李白后来一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原因。其实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赵蕤的学问对李白的影响，但他们过分强调了李白的性格中不受拘束的一面，而显然李白不仅具有这种性格，甚至这种性格是否主导了他的性格都无法确定。他们的依据是，《长短经》给名臣分类，头一类是姜尚这种不是通过科举，而是由明君亲自发掘邀请的山林逸老，所以自信的李白一生不参加科考，而等着明君来邀请。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一个大前提错了，那就是没有对赵蕤这个人进行分析，而是按照一贯的传说，认定了他是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很高深。如果他们好好的把《长短经》和其他著作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赵蕤和如今的人大校长、北大副教授一样，都只是半吊子的货色了。
三
捻着胡须的高古隐士的面貌露出来了，接着说他给李白人生造成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影响，人格缺陷。有一些人格缺陷，只是让人觉得不舒服，还不涉及到大的人格问题，例如李白有些“势利眼”。
这一点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和杜甫的交往，证据则在诗里。杜甫和李白绝对不同，杜甫是一个对情义二字看得很重的一个人，梁启超甚至因此戏分杜甫为“情圣”，而不是诗圣。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里，与李白有关的高达二十来首，而且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这些诗的写作时间不是局限在李杜相交时的那一两年，其中《昔游》、《遣怀》两首甚至写在李白已经病故后。反观李白，一千多首诗中，与杜甫有关的只有四首，其中《戏赠杜甫》可以确定是伪作，《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里的“杜补阙”还无法确定就是杜甫。那么只剩下两首了：同游齐鲁时写的《沙丘城下寄杜甫》，和杜甫去长安时写的《鲁郡东石门送杜甫》。可见两人分别后，李白就把杜甫扔到了脑后。
为什么？李白当时虽然是失意的政客，却还是天下闻名的桂冠诗人，而杜甫的成名很晚。闻一多说两人在洛阳的相会是太阳与月亮的相会，激动人心，只是我们现在的看法。当时的李白并不会特别看得起杜甫的。这一点从李白可以确定的那两首送杜甫的诗里，就看得出来。两首诗都是敷衍之作，没有半点杜甫诗里那动人肺腑的对朋友的依依不舍之情。
但我说了，对于一个天才无比的骄傲的李白来说，当时又是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杜甫的敷衍所表现出来的势利，算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许多人比李白过分的多，但我们却认为这是名流的权利，甚至要谴责狗崽队保护名流隐私，并不苛责。不过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情形，不妨说一说：
某一个月明如晦的夜晚，就在这匡山的读书台。油灯之下，赵蕤拿着他的不世之作《长短经》高声朗诵，小李白很虔诚地跟着朗诵，听着解释。赵蕤说：“子曰，勿友不如己者。但是你现在还年轻，看不出身边的人谁会飞黄腾达，值得交往，那该怎么办？”好办，《长短经》中有“七门二仪”，专门看相。把那些从一品到九品，三公六卿的骨骼相貌一一列出来了，李白于是有了看人下菜谱的本事。
四
最关键的，是一个已经算是严重缺陷的人格问题，融入到了李白的骨子里。这个缺陷，就是李白在政治信仰上的摇摆不定。严格说起来，政治信仰不算是人格问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却体现出了他的人格。
李白的政治信仰摇摆不定，暴露在唐肃宗至德元年，也就是公元七百五十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
这一年大约是老天爷最有幽默感的一年，历史和唐朝开了不少玩笑。正月，曾经叫杨贵妃为母亲、自称儿子的安禄山，在刚刚攻陷的洛阳称大燕皇帝，安史之乱正式拉开序幕。这里插上两个可怜的人，就是倒霉的杜甫和王维。两个人这一年都被叛军抓兔子一样抓住了，不过还好又都被放回去。六月，狼狈逃往四川的唐玄宗被迫杀掉了杨贵妃和杨国忠。七月肃宗即位，逃到四川的玄宗忽然成了太上皇，心有不甘。那个后来害得杜甫丢了官的房琯出了一个馊主意，要玄宗派永王李璘去镇守江陵，导致了后来的永王夺权事件。
这一年李白五十六岁。最先的几个月在浙江、江苏等地四处避难，最后躲到了庐山上，总算免得落入安史叛军之手。那时正是秋天，镇守江陵的永王李璘头顶着四个节度使的官职就从李白门前经过。编年上都说永王几次下书请李白出山，或者是永王逼迫李白出山（李白自己也这么说，永王兵败后，他也说自己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则才导致了后来永王兵败后被流放夜郎的事情，总之李白冤枉之极。
但我看都不对。李白虽然是一个有名的诗人，但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本领。如果杜甫只是缺乏太高深的政治智慧的话，李白则只是一个空言家，这一点与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又是政治家的永王不会不知道。更何况，他的身份和性格都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折节下书去请李白。其次，永王当时哪怕有谋反的意图，也没有表露出来，既然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像明清侠义小说里的那些缺乏智慧的奸王那样，明目张胆的去强迫李白加入他们那一伙的。
最合理的反而是李白自己毛遂自荐。当然，当时他极有可能不清楚永王想要谋反的意图，只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靠着自己的名气，到永王那里混一口饭吃。永王是皇亲，投奔他和投奔朝廷没有什么区别。
关键的问题是，当永王谋反的意图显露，并最终谋反的时候，李白在做什么？
第二年正月开始，意图谋反的永王东巡（去年他就和肃宗闹翻了，不愿意交出江陵），李白还在帐下听命。不光听命，还写了确实马屁味十足的《永王东巡歌》；写就写吧，一写还写了十一首。就算其中的第九首真的是后人伪托的，但剩下的十首也足以看出李白谄媚的一面。最明显的是第四首：“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简直把永王捧得比玄宗和肃宗还高。两个皇帝都在逃难，只有永王在镇守边关。这十一首诗，也可以看出来李白和阿Q一样，听到革命也是会兴奋的。在那诗里自己也功成名就了一次，高谈阔论什么：“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现在看还是能够看出来他摇着一把扇子，指点山河的得意之色。
那么好吧，就算写这些诗像有的学者考证的，是出于永王的胁迫，因为李白实在天才太高，所以才写得那么得意洋洋。那么同样是十首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又是怎么回事？这十首歌，确切的写作时间无法确定，但是肯定是在永王东巡后，玄宗还没有从四川撤回前。这十首歌和永王无关，而是对那个在传说里亲自为他调羹、让高力士为他脱靴、杨贵妃为他捧砚、赏了一个翰林侍讲、即便最后觉得不堪重用还是赐金放还，可以说对他很是不薄的唐玄宗极尽嘲笑之能。
当时唐玄宗一夜之间忽然就成了太上皇，杀了杨贵妃和杨国忠，带着饿坏了的士兵，狼狈逃往巴蜀。李白却用了十首诗来写唐玄宗“出游”四川，排场多么的大，多么的繁荣景象，仿佛根本没有安史之乱这回事一样。“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等等，总之现在的读者只要知道这组诗的背景后，再阅读的话，还是可以看出刻薄的嘴脸来。
事情还没有完。李白一直在永王那里待到永王兵败被杀才逃跑，并一边逃跑一边四处求人为自己辩护，包括当时的宰相。传说中是郭子仪救了他，可能性不大，但不管怎么样，李白算是救下来，只是发配夜郎而已。并且在途中就获得了赦免，还不算真正受到了处罚。按照常理来说，李白经过了永王这事情后，绝对不会再对参与唐朝的仕途抱有希望了，但他从流放的半途获释后，才到湖南，就又开始请人为他向朝廷引荐了，而且还托了不少人。只是后来没有人愿意，他才最终死了心，并且在三年之后，死在了当涂。
当我回顾了这段历史之后，可以看出，关键的问题不是李白参加了哪一个派别，去参与政治斗争。而是在于他在参与这个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枭雄”的品质，即其在政治信仰上的摇摆不定。他可以说跟永王就跟永王，并立刻不遗余力的为永王效力，而不顾以前唐明皇对他的恩情。他可以在永王兵败，自己侥幸获释的不久，就又立刻转向唐肃宗，丝毫不以永王之事为愧。这种品德在同样是枭雄的人眼里，也许并不觉得如何，但在如我这样的普通人看起来，却觉得很不舒服。尤其是当这个人，还是一贯以高出人间姿态出现的诗仙李白时。
而到这里，我就可以明确说出赵蕤的纵横术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对李白的影响了。这个说明出自《北梦琐言》对《长短要术》的评论，定义此书的写作目的是“王霸之术”。我的注释是：给普通人看的，如何称王称霸的纯手段。
五
终于到了大匡山读书台，只剩下了一些矮墙，旁边就是当地农民的菜地之类。
根据史料的记载，当年的匡山有太白词，后来在清朝光绪年间，龙安知府蒋德钧建了匡山书院。只是十六年后，迁到江油武都镇里，成了中学。当地的老乡说，当年这里有十一口井，一百零八间房子，但是在在一九八五年大炼钢时，全部被拆光了，搬到山下去了。
我看着这些断垣残壁，心里知道我原本要找的那个匡山书院，永远也找不到了。但我又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真实的匡山书院。这个匡山书院里的赵蕤，用他的《长短经》教李白怎么样做一个卑劣的成功者。但李白学会了一些卑劣，却在现实生活中，无缘成为一个成功者。这是悲哀，更是幸运。
在我离开前，我忽然想到了郭沫若。我在几年前发现了郭沫若和李白一些纯粹的，但是颇为让人惊讶其巧合程度的巧合，例如他们作为四川老乡，居然都在四川生活了大约二十一年后出川，出川后都成了有名的文人。甚至两人的出生都各有传说，吃鱼生李白，梦豹生郭沫若。最大的巧合，则在于两个人一生的败笔，都是在政治上，但不是政治失意，而是政治信仰的摇摆不定上。这个李白的四川老乡，当年也和李白一样意气风发，自比为吞月的天狗。可是人格上的问题，却成为了文革后，他唯一被大众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
踏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我一路庆幸李白生活在盛唐，而不是现在。因为如果他与郭沫若同一时代，我想中国文学史上就不会有诗仙，最多只不过多了一个郭沫若而已。
五月十三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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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我国学者的李白编年，似乎李白进大匡山的时间太早了一些。但是按照日本神户大学笕久美子教授排的《李白年谱》，说李白十八岁才进匡山读书，又太晚了一些（笕久美子所说的匡山读书，可能已经不是李白从赵蕤学的阶段，而是后来在小匡山学习的阶段了。小匡山也在江油附近，上面也有李白读书台，传说很多）。我记得有一个年谱上，是说李白十五岁进入大匡山，一直学习了十年，二十五岁出川；此前则在小匡山学习一些基础知识，似乎比较可信。可惜我现在忘记了那个年谱的作者和具体资料了，待回京后查。此处暂时先使用通常的说法，因为我要说的是一个阶段的成长对李白性格形成的影响，不必具体到年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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